陈勤花，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字，却牵动很多厦门读者的心。通过报道《丈夫拧裂我的乳头 还叫子女戏弄我》，读者了解她的境遇。不过，她的痛苦还在继续，就在前两天，她刚走出法庭不到一周，又被男方暴打而住院。（详见商报昨日A8版报道）

厦门读者关心陈勤花，这不仅仅是关心一个个体的命运，还是透过个体命运在关注一个跨国界、跨族别、跨意识形态的社会性话题，那就是家庭暴力与反家庭暴力。

对于家庭暴力，我国也于立法层面介入，各种涉及反家庭暴力的规定散见于宪法、民法通则、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及地方性法规等。不过，都过于笼统，可操作性稍弱。而又基于“清官难断家务事”、“家丑不可外扬”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使得不少家庭暴力长期游离于公力救济范围之外。

但应该看到，反家庭暴力不是“家事”，虽然出于维护家庭稳定的角度考虑，它需要私力救济，但在必要时也离不开公力救济，否则，要么很容易助长施暴者的气焰，要么很容易导致“以暴制暴”等社会问题。

事实上，鉴于各种原因所带来的公力救济不足，就在去年下半年，公安部、全国妇联等7部门联合出台《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将家庭暴力报警正式纳入110出警工作范围。应该说，这是一个积极的举措，通过一种可操作性较强的方式传递一个明确信号———施暴者必受惩罚。不过，公安的介入也需要保持一种微妙的手段。要知道，许多受害者的心理是矛盾的，既希望公力救济彻底改变家庭处境，又担心家庭关系进一步弄僵，这也就要求公安要不断提高处理艺术。去年下半年，针对警力如何择机介入家庭暴力，在哈尔滨召开的中国法学会反家庭暴力网络区域会议上，数十名专家学者也提出“三级报警”的干预对策：“第一次报警后，警方对施暴者予以警告，并与受害人建立联系；第二次报警后，警方对施暴者二度警告，并在征得受害人同意后，由其近亲属或者社区提供帮助并对施暴者进行监视；第三次报警后，警方将强力介入，对施暴者采取治安处罚措施。”这个“事不过三”是学术上的对策，但也给实践操作带来很多的启发。

一言以蔽之，反家庭暴力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公安、妇联、法律援助、庇护所等组成的立体支持网络，需要我们不断去探寻可操作性强的公力救济方式，使反家庭暴力的前景更趋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