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5年间，对村民反映的问题，当地有关部门是如何处理的？为什么非要等发生了群体性事件，造成了更恶劣的社会影响，才查处相关责任人？除了环保局，还应该有哪些部门需要为此担责？毕竟，此次群体性事件不是一天酿成的。

 因镉元素中毒村民全身溃烂

村民聚集在村政府门前抗议

　　日前，湖南浏阳市上千名村民因工厂污染问题，围堵镇政府和派出所。对此事件负有直接责任的湘和化工厂法人代表已被刑事拘留，浏阳市环保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被停职，相关责任人在接受调查。（新华社8月1日电）

　　明知可能会出现环保事故，为何还有大量高污染的产业在各地投资兴建，而且建成后又在环保执法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接原因是急功近利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少地方政府并没根本改变“GDP优先”的政策模式。这使得各地对容易创造GDP的重化工业格外垂青，不仅在招商引资上给予政策优惠，还在项目审批和生产监督上法外开恩。这次触犯众怒的湘和化工厂，就是当地政府招商引资而来，并曾在2004年4月未经审批建设一条炼铟生产线。

　　不把绿色GDP和民众意见真正当回事，根本原因则是相关处罚与监督不到位。随着群体性事件的增多，近年来国家也在逐步建立和完善官员问责制度，但从执行效果看，官员事后究责在一些时候还是“雷声大、雨点小”，使得官员失责被罚的成本很低。这种制度环境的缺陷，与公众越来越强的权利意识正在形成反差。

　　因化工污染、强行拆迁、地铁噪音等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这些年来不断增多，所反映的问题是，如果执政方式不与时俱进，不充分考虑民心民意要求，不对民众意见及时做出合理答复，群体性事件就会很容易酿成，维护社会稳定就会付出极大的社会成本。

　　以湘和化工厂为例，2004年4月，那条未经审批建设的炼铟生产线建成后不久，当地村民就开始反映问题，一部分出现症状的村民检查发现体内镉超标。2009年4月，湘和化工厂被迫停产，相关责任人已被停职接受调查。那么，在这5年间，对村民反映的问题，当地有关部门是如何处理的？为什么非要等发生了群体性事件，造成了更恶劣的社会影响，才查处相关责任人？除了环保局，还应该有哪些部门需要为此担责？毕竟，此次群体性事件不是一天酿成的。

　　执政方式的现代化，是保障民众权利、防止官民冲突、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必要条件，也是加强政府公信力的不二法门。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强有力的事后责任追究。官员权力是用来为公众服务的，权力没尽到服务的责任，就会对民众的权利造成伤害，对其处罚以谢其责乃国际通例。只有严格问责，在“乌纱帽”上把该做的文章做好，才能真正抑制唯经济增长主义，才能防止各类事故发生，也才能减少由这些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应该说，随着公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及群体性事件的增多，国家日益重视更新执政方式、优化官场文化，官员因失责而引发群体性事件或对有关事态应对失当而因此受罚，其力度已有所加大。纵容环保违法、工程违章等行为而带来严重环境和社会后果，对官员个人仕途来说，也日益得不偿失。这次浏阳镉污染事件发生后，该市环保局长和分管副局长就已遭免职。该承担的责任要让其承担，严格处罚制度和措施，公众才不会以怀疑的眼光打量政府。（新京报 梦洲）

（责编：李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