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起，山西太原市副科级以上官员，本人和直系亲属操办的婚丧嫁娶、生日祝寿、国外留学、国外定居等喜丧事宜，必须全部进行书面报告。

　　官员们的婚丧嫁娶大操大办问题，确实是个需要开新药方治一治的老毛病了。近年来，太原多起领导干部操办婚丧嫁娶时互相攀比、大操大办、铺张浪费，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当地纪委也是被逼急了，祭出了治理的新法宝。照理说，加强对官员的监管，应该赞扬一下。可是，仔细审视后，此举却有些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的嫌疑。

　　太原的新规在于让官员向纪委申报举行婚丧嫁娶等庆祝活动的简单信息，其核心的要求就在于要官员们在婚丧嫁娶时低调一点，地点选隐蔽一点，“不得使用公务场所 ”；桌子少摆一点，“一般控制在15桌以内”。这让人不禁联想到葛优饰演的黎叔告诫手下人说，“做人一定要低调”。

　　对于官员们的婚丧嫁娶，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于官员们有没有贪，其奢华铺张的钱的来路问题。表面上是个生活作风问题，实质是一个腐败“潜规则”泛滥的老问题。古代官场就流行在生日、嫁娶等喜庆时收受礼物名曰“喜敬”的陋规。现在官员们在婚丧嫁娶时收礼有两种情况，一是普通的人情，二是受贿。如果只是普通的人情往来，多摆几桌少摆几桌无伤大雅，纪委强行限制，反而有干涉公民私权的嫌疑。而是否有不正常的指向权钱交易的礼金，则应重点监管，官员应该主动申报，自证清白，该退的退，该上缴的上缴。这应是官员必须具备的一种职业素养，好比记者采访时收红包不能算人情往来一样。官员婚丧嫁娶时所收受礼金，则是官员作为公人必须放弃的隐私权。

　　“利用婚丧嫁娶等事宜收钱敛财”是中纪委强调要狠刹的五股歪风之一。从纪委的职责来说，对于官员婚丧嫁娶，纪委最该盯的也是违规收礼，而不在于控制宴席上桌子摆的数量。但是，纪委此次通过申报制度禁止官员们大操大办，却未将官员的收礼情况纳入事后申报的范围，实在令人费解。其客观的后果仅仅流于提醒官员“注意素质”“注意影响”。这样的目标设定，有点像一则古代笑话：一位医生在为一位将军治箭伤时，只把露在体外的箭杆剪掉，却不顾留在体内的箭头。

　　从反腐败的战术来说，缺了礼金申报的官员婚丧嫁娶提前申报制，与人们呼吁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大异其趣，有点打草惊蛇。此前众多成功的反腐案例表明，一些贪官在婚丧嫁娶时的高调，正是其落马的直接诱因。太原的申报制促使官员们在操办婚丧嫁娶都低调化，也必然让腐败更趋于隐蔽化。好比古代一些贪官上朝觐见皇帝穿上旧衣服，甚至故意打上补丁。这样的“低调化”，只能欺骗老百姓，增加反腐成本，一旦事发，其“恶劣影响”恐怕更大。（张元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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