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的《时代周报》刊登了国内某硕士生导师的一篇文章《假如我的研究生当保姆》，文中写道：“我固执地认为当大学老师乃毕业研究生不二之选。研究生研究生，以研究为生，而大学正是搞研究的地方，科研，教研，调研”；“说实话，看着他们在凄风苦雨中甚至找到独立学院二级学院民办学院磕头作揖却屡屡被拒，我的心都碎了，也觉得没面子。这使得我不禁想起杜甫那句名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的，我若是有钱的约翰•哈佛（JohnHarvard）捐巨款建一所大学多好，尽可把自己所有的得意门生安插到教学岗位，衣钵相传，薪火相续，尽皆欢颜。”文章还写道：“平心而论，我的研究生还算好的——再差也是公务员或外企白领。学问诚然很难研究了，但体面也还是体面的。干得好，将来混个税务局长或某像李开复那样当上微软、谷歌亚太总裁亦未可知。”

看了这篇文章，我感觉很不舒服。表面上看，好象只是这个老师过于清高，把学术研究和高校教师看得很高，但认真琢磨一下就会发现，该老师之所以有以上种种思维，正是中国高等教育病态发展的结果。

首先，该老师认为当大学老师乃研究生不二之选，这就非常荒唐。国家需要研究生的地方并不只是高校，且不说高校之外的科研机构，许多智力密集型行业同样需要研究生加盟，因为研究生有侧重基础理论的，也有侧重应用开发的。

其次，高校目前招聘老师以吸收博士、高职人员为主，这是因为伴随着研究生的高速扩招，博士和硕士培养质量已出现大幅下滑，现在招聘的博士，有些也就是几年前硕士的水平而已，而这位老师却还在感叹自己的硕士学生不能做高校老师，令人费解。其实在国外，即使是博士后想做高校老师，也不是很容易的，而副教授、教授也随时可能因自身水平退化而失去职位。

第三，该老师幻想有钱捐巨款建个高校，将自己的得意门生安插到里面教学，这其实很像国内一些高校的现状——某些专业已被证明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不宜大面积开设，但因为一些教师有编制，高校辞退不得，结果因人设专业，根本不考虑市场的需求，误人子弟。

第四，公务员和外企白领，其实也是很不错的职业，但在该老师看来，似乎还是不如高校教师，而且该老师培养的硕士们也是凄风苦雨中到处寻觅高校教师岗位而屡屡被拒，大有非高校教师不做的意味，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真是醉心学问与科研？其实许多独立学院、二级学院和民办学院并没多少学术资源和科研条件可言，也就是上个课而已。

我分析来分析去，终于明白了，硕士生争做高校教师，哪怕很烂的高校也要争着挤进去，主要是因为目前我国高校对教师的教学没有太多的硬性评估指标，最多是有个英语四六级通过率而已。教师们上完课，然后又自己出试卷，自己阅卷评分，缺乏外部考核。至于学生在高校学到多少知识，就业情况如何，都不会影响到教师的职业发展及收入水平。高校的职称评定，基本上是以教师的科研为主，而不是学生培养方面的成绩。说到底，是落后的高校机制使得不少高校老师的日子太好混，太舒服。为什么中小学教师的行情就很难这么火？因为有中考、高考的指挥棒，有责任，有压力，所以上海市搞了个中小学教师抽样调查，发现并不喜欢自己职业的占了很大比例。而公务员和外企职员，前者有官场的政治博弈风险，后者有非常严格的考核、淘汰机制，相比而言，高校教师的职业优势就突现出来了。

今年第19期的《读者》转载了一篇文章，叫《谁是大学里的主人翁》，讲了一个在剑桥大学做讲师的中国人的感受。在剑桥，师生关系的第一原则就是学生的权利，第二原则才是老师的权威，总体上就是学生至上。如选修某门课的学生必须得到三次个别辅导，所谓个别辅导，一般是学生写好一篇专题小论文，老师事先阅读，然后共同探讨，从而做到因材施教。而不像我国的大学，四年下来，老师连学生都不认识。此外，在剑桥，试卷或论文需要两位老师同时批改，如果判分差距太大，则由第三人介入，避免老师由于自身的喜好随意判分等等。如此下来，剑桥老师的工作量就非常大，而学生则受益无穷。反观我们许多高校老师，上课混日子，课余大部分时间在拼凑论文熬职称，真是天壤之别。

近闻深圳市拟改革机制创办一所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为从全球遴选出来的教育家朱清时，国内颇多期待，称为“大学改革破冰者”。什么时候高校教师这个职业让人感觉到不再是稳定和好混，而是有更多的责任和压力，恐怕改革就真得开始了。但愿我们的高校机制改革能因此闯出一条新路来。（邹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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