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全面核查，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取证手段并无不当，不存在所谓的‘倒钩’执法问题。”20日，上海浦东新区对“钩鱼执法”事件作出官方回应。（10月21日中国广播网）
　　
　　这个说法受到普遍质疑，当事人孙中界说：我是被逼停的，那个乘客见到执法人员后把钱一扔，马上踩刹车，抢车钥匙，不是钩子是什么呢？
　　
　　孙中界可以不服，甚至砍断左手小指来自证清白，公众也可以狐疑，但面对一级组织出具的“严正声明”，你不服又能咋的，能有什么办法推翻？
　　
　　“钩鱼执法”固然可恶，但更让人郁闷的是，作为个体的公民在维权时，面对公权力的铜墙铁壁，通常只能面临人微言轻的无力感、窘迫感，有苦说不出。
　　
　　所谓“富不与官斗”，不是官有多么聪明历害，而是官代表着组织，组织的调查权，结论权，话语权，是一介公民无法比拟的，组织的话具有无可辨驳的权威性——不相信组织，还相信谁？这种现实语境常让人哑然。而组织又具有系统的天然优越性，可以步调一致行动。当组织为了一个共同的利益订立攻守同盟，统一口径时，任何外力都难以凌驾于其上。
　　
　　于是我们经常看到组织作出的结论与公众的感受不一致，又无以言表。比如，上海倒楼事件中，组织的结论是“压力差”使然；杭州飙车案，警方最初公布的初步调查结果称，肇事车辆是否存在改装、死者是否走在斑马线上不详，车速为70公里每小时；王帅事件中，灵宝市信息中心称，王帅被拘完全是因发帖歪曲抗旱事实，与举报家乡非法征地毫无关系，“不存在村民生活水平严重降低的情况”。
　　
　　“经调查，不存在”，这样的句式我们见过太多，也被雷倒过多次，而最后情况的反转或拨乱反正，并不是个体与社会舆论的质疑所能完成的，而是组织内部的威权力量起作用。如灵宝市态度的转变，不能不说与上级的严肃批评有关。杭州飙车案，也是因上级发话，再度调查后才有了新的说法。这次，又因循了这样的俗套，最新的进展是，上海成立联合调查组作进一步调查，“取证手段并无不当”的结论能否翻盘，须试目以待。
　　
　　“钩鱼执法”事件，又让我们见识了要让权力自愿招供何其难。“他们自己人检查自己人能查出问题吗？”很多时候，让公权力招供，我们只能停留在靠姜太公钓鱼的方式，冀希组织的开明，自愿痛揭家丑，自我纠错。也即，组织对某件事定性后的保垒，也只能从内部才能攻破。
　　
　　这才是常让人感到无助的地方，也是一些自说自话的调查结论让人无语的原因。如果最终维持了原有结论，我们该若奈之何，若承认执法手段不当，我们又该作何感想？真相只能靠权力的自律才能还原，若权力不愿“上钩”，公众能否钓起真相这条鱼？如何破除这一怪圈，比破除“钩鱼执法”更值得大家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