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30年前，邓小平力主改革是以开放经济(市场)为主要标志，那么，30年后，胡锦涛力倡建设和谐社会，则是拉开了开放社会的序幕，把我国的改革事业又推上一个新的台阶。反观和展望改革路程，政府都是处于首当其冲的旋涡中心：开放经济(市场)，以计划包揽为特征的“全能经济政府”体制寿终正寝，而开放社会，以整齐划一为要旨的“全能社会政府”体制将会受到严峻的挑战。

长期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偏差，对于人对利益的追求有一种天然的恐惧，认为人们一旦追求自己的利益就会产生冲突，形成社会的不稳定。于是乎，政府一以贯之的是一种代替人民当家作主的思路，生老病死，事无巨细，政府全包全揽，这使得老百姓没有追求自己利益的任何愿望和冲动。从正面角度分析，国人几无强烈的物质和精神追求的欲望，稍有所得即可满足，整个社会在低水平层面上过着“寡国小民”的生活，政府统摄民意，执政基础稳固(即使有政府和民意的冲突，也无一不是以民意败北而告终)。然而，这一套东西的负面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对于社会成员来说，既然没有追求利益的权利，为什么还要好好干？为什么还要竞争？为什么还要通过不懈努力来改变现状？可以断言：它使整个社会缺乏动力机制，导致我国多年“蜗牛”式发展，甚至一度还出现倒退的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把追求利益的权利还给了老百姓，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利益的博弈、利益的分化、利益的重组。时下，中国社会已进入利益格局多元、社会群体多元、社会价值多元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最大特征就是利益冲突频率增多，利益协调难度加大，社会矛盾交织复杂，不仅各强势利益集团之间博弈激烈，弱势群体同样存有利益不一而诉求各异的问题。社会学有一个“同质内聚”的概念，它指一种社会现象——具有相似社会结构特征的人会聚集在一起，通过一定的社会单位/机构团结起来，形成组织化的利益群体。这些不同的组织化利益群体与政府之间的冲突是政治社会学观察社会冲突和秩序问题的常见视角。调整政府与各种不同的组织化利益群体的关系，既维护政府的公信力和执政基础，又合情合理合法地尽最大限度地兑现不同的组织化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这是开放社会的改革进程中所无法回避的一个严峻问题。

毋庸置疑，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以无数事实证明，我国政府在体现效能的三个方面——领导者的判断和决策力、政府各部门以及地方机关的配合和执行力、民众的动员和响应力——有了显著的改善和进步，恰如世界银行最新出版的《全球治理指标报告》中对中国所作的评价：中国在“政府效能”方面进步明显，最新得分在被调查国家和地区中名列前茅。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我国有些政府部门确实也存在着滥用或乱用强制性权力，以至伤害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贬损政府形象甚至激化矛盾的事件时有发生，这可以从众多的信访案件中得到印证。中国社会尚处于转型时期，社会发展的高风险依然存在。局部的政府和群体的冲突已不再是“新闻”。在这一冲突中，居于主导地位或起主动作用的应该是政府方面，因为在现代公民社会里，最具侵犯性，对公民人权和法人权利威胁最大的是政府的行政权力。卢梭说：“合法的和人民的政府，也就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最重要的准则，就是事事遵循公共意志。”何谓“公共意志”？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诉求和利益。恪守“以人为本”的中国政府，奉行“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事事遵循公共意志”乃是势所必然，理所固然。而“事事遵循公共意志”就自然形成这么一种态势：政府应顺从民意而让步，而不是民意慑于权势而屈从。今年备受瞩目的邓玉娇案和重庆“罢的”群体事件，当地政府都十分理智地处置，顺应民意作出让步，深受舆情好评。不妨再举一例：天津有一个水上公园，公园旁有条路，路两侧有大片林地，都是50年以上的天然树木，附近翠微园小区的居民都把这片林地视为宝贝。但是，最近道路扩建，政府要砍伐这里的200多棵大树，于是，居民们拉起横幅标语，派人24小时看守，阻止政府行为。结果，政府让步——接受了居民护绿的要求，修改了市政改造的方案。正如已故美国政治学家查尔斯*蒂利在《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一书中所说：“民主化意味着增强政府和政府所管辖人口同呼吸共命运的平等关系，增强政府所管辖人口对政府人员、资源和政策有约束力的协商，增强保护人口(特别是少数人口)免遭政府独裁行为的侵害。”由此可见，政府顺应民意的让步所彰显的“平等”、“协商”以及“免遭政府独裁行为的侵害”正是民主化的表征。一旦民主化如同空气一般为人们所须臾不可或缺，那么，社会也就会大踏步地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