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西南联大虽然与国民党及其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绝不是像现在绝对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当初建校伊始，由三位校长来负责：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但后来，张、蒋二位退居二线留守重庆，从国民政府教育部方面谋求对西南联大的支持。由此可见，当时的联大只是在争取物质方面的支持，并不是在国民党的领导之下的，所以相对来说，减少了很多外界对教学的干预，尤其是权力的干预，没有部门来扼制联大的咽喉。在这样的一个大学内，没有权力的恶性渗透，学术与教育都保持了其自身的纯洁性，自由与民主又能得到发展与实践，想不实行教授治校都难，成绩惊人也就理所当然。

但当前的中国是绝不具备上述条件的，既无法保证行政色彩的最小化以及权力的的义务化，脱离领导更是不可能。西南联大的教授治校模式无法治疗当前的大学弊病。

那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教授治校模式呢？比如美国。

第一，美国的大学多为私立，同样的受干预较少，教授就是教授，不予行政级别等挂钩，也就没有什么行政权力可言。第二，民主自由的理念在大学里得到了很好的应验，校长的权力被成功的关进了笼子。第三，美国社会的特点也与中国的大不一样。

就目前来说，中国就算实行教授治校也难以“有力回天”，更何况还不可能实现教授治校。教授治校必须要求一方面教授的相对权力得到保障，而绝对权力又能得到制约与监督，这就要求实现一定程度上的高校民主与自由，没有包容的体制与包容的教授绝无可能。

所以，当前中国的大学要想走出泥淖，路还很长，所要做的不是幻想教授治校，而是怎么实现校内民主与自由，让行政权力逐渐在大学里隐退或者不被强调，纯洁学术与教育，正确处理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这些改变也需要各方的努力，尤其需要教育部门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