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近日刊出对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的访谈，李荣融称“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国企搞不好的时候你们骂我，现在我们国企搞好了你们还是骂呢？”而他的目标则是，世界500强有50家中国国企。(12月12日中国广播网)

    李荣融主任的委屈，其实也是国资委的委屈；而国资委的委屈，某种意义上也是国企的委屈。从政治的角度看，国资是全民的，公民有批评监督的宪法权利，怎么骂，公权部门都只有聆听和答疑解惑的份儿；从经济的角度看，好坏挨骂的国资，到底是不是真委屈，恐怕还不能只看它挣了多少钱。数据上说，中央企业国有资产从2003年的约2万亿，增加到了目前的5.5万亿，翻了一倍多。主管部门功不可没。然而，绝对利润不是关键，关键的是投资收益率。此外，还得算算做大国资蛋糕的机会成本。

    国企好坏都会挨骂，看起来这是民众不解风情，弄得主管部门吃力不讨好。是非暂且不论，我们先看看国资主管部门挨骂的时代背景：国企搞不好，公众口诛笔伐，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正是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改制抛售，破产清算，庞大的国企“下岗”人口成为经济社会中强大的压力，那时叫“阵痛”，但痛的是柴米油盐的下岗工人，其小小不满情绪恐怕也是可以理解的；至于今时今日的挨骂，不是我们的红眼病爆发了，而是国企的强大不仅沾染上了暴发户的脾气，而且其强大得令人忧心忡忡。

    脾气秉性上的事情暂且不表，单说说国企过好的隐忧。就资本市场构成来说，无非三大组成部门：国资、民资、外资。国资的份额过大，在我们招商引资还很狂热的当下，挤占的显然不是外资的份额，而是民资。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很多，其中最宝贵的一条就是，民资的冷热与中国经济活力是成正比的。眼下的国资是很滋润的，比如数据显示，国资委下属132家央企今年1至10月累计实现利润6337.8亿元，累计实现营业收入98289亿元，这在经济大局整体低迷的当下，已算很不容易的成绩。与之对应的，先是有国有钢铁吞并民营钢企，然后有各大央企在房地产市场上豪掷千金……不是说这两者之间必然有因果关系，而是数据与现象值得我们反思。2009年4月，《中国企业家》杂志进行了一项针对企业中高层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近年来存在“国进民退”现象的比例高达72.73%，认为金融体制环境对国企更为有利的更高达76.19%。尤其是石油石化、航空、钢铁、煤炭和金融等领域，民资的确是每况愈下。

    如果这只是应对金融危机的临时政策，强化行政干预的力量，可以理解。但如果这是一种常态的趋势，则难免让人忧心市场调节的机能。眼下说得很多的是“产能过剩”，过剩则关停民企，那么，市场的力量在哪里？供求关系对产业布局的主导性调控如何彰显？再譬如金融危机后，舆论都在说欧美国家回头走国有化道路，于是说我们要继续强化国资——这个判断显然不准确，人家的国有化是明确的过渡性举措，迟早还是要卖给市场的。

    国资强大是好事，前提是不能以民资孱弱为代价。巨量民间游资在股市楼市横冲直撞是令人遗憾的，实体经济要强健，就得为活力四射的民资找到制度化的出口，不能拿门槛和过剩搪塞民资，拒发给其公平进入市场的通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