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上演全武行，向公众展示暴力姿态，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悲哀。问题是，如果作家真的是被迫以“暴力美学”取代文字作品来表达良心，那岂不是文化的更大悲哀吗？事实上，在今天，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也开始选择放弃文化途径来表达自身诉求。原因就是文化表达正在陷于某种孤独困境，文化权利本身就越来越式微，文化界也就越来越背离了自由表达独立人格的途径。

这些年，作协丑闻实在太多，作家频频退出作协，解散作协的声音不断。作协衙门化、作家官僚化、作品媚权化正在泯灭文化的良知。许多地方作协也都在利用文化招牌进行利益开发。在作协内部，围绕权力与利益的博弈也越来越复杂。在权力与利益裹挟下，作协已经成为让文化与人性发生畸变的场域。

于是，现在一些作家发生精神蜕变，有的丧失自由精神，有的丢了独立人格，有的越来越虚伪，有的日趋焦躁粗暴。湖南作协前几年还发生过一桩震惊文坛的暴力事件——作家何立伟带人直闯办公室痛打作家王开林。而这两人身份，都是湖南省作协副主席。原来，王开林写了一部叫做《文人秀》小说，写尽“省作协”许多文人的男盗女娼与阴险虚伪。这部很像报告文学的小说，让包括何立伟在内的多位湖南作协人士对号入座，上演了一场文人的全武行。

“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受到形而上学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在《知识分子》一书中，萨义德这样写道。在行动上，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也应该像茨威格说的那样“以良心反对暴力”。可是，在权力对文化的践踏之下，作家却在“以暴力来表达良心”，而读者连这种“良心”是否靠得住，也根本不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