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上访的目的显然是要解决问题，选择写信、打电话、上网、发短信还是人访，其实只是渠道和手段问题，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这些技术性手段背后的政府行为本身。对于一个愿意听取民意的政府部门而言，每一封来信、一个电话、一次来访都会被认真对待和处理，能解决的抓紧解决，不能解决的给民众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相反的情形是，对于民间冷暖麻木不仁，对于民众诉求习惯于推诿拖延，那么科技含量再高的沟通渠道也只能沦为摆设，在网络上频发“已阅”之类的官腔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对政府而言，先进的技术手段为亲民爱民打下了基础，而关键还在于愿不愿意弯腰去听，俯身去做。

更进一步说，民众的诉求能否得到积极有效的回应，不仅仅是一个权力自觉的道德问题，更是一个权力是否健康高效运转的机制问题。政府的权力来源于民众的授予，那么它必须是可要求和有回应的。这样一个原理不仅体现在大事要由人大来批准，政府每年对人大报告工作等制度设计之中，而且对于信访问题也同样适用。信访的过程同时也是对政府作风的监督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权力的廉洁和效率应当被验证，而且一切懈怠和异化都应当受到追究。只有在权力规范运行、监督及时到位的情况下，技术性的改进才会产生最为明显的成效。短信上访是否好使，考验的正是技术手段背后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