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关于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管评办分离，试问谁来推进？是国家科教领导小组，还是教育行政部门（国家教育改革领导小组设立在何处并不明确），抑或是学校？如果是教育行政部门，他们能自愿地将管理权、办学权、评价权交给学校和受教育者吗？要知道，过去五年轰轰烈烈的高校本科教学评估，以及各种评估、评审泛滥，就被认为是教育行政部门在创造权力、享受权力。如果是学校，他们有什么资本去向行政部门要权，过去多年来，各级各类学校的领导在各种场合要求给予学校办学自主权，可结果却是办学自主权越来越少。

再者，不推进又如何？《纲要》虽有这般表述，但在具体落实中，如果中央不向地方放权，政府不向学校放权，谁来制约、问责中央部门和政府机构呢？这就如《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校有七项办学自主权，但政府部门却将其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我们认为，推进“放权”，一要有超越教育行政部门利益的机构，这一机构应设立在国务院国家科教领导小组之下；二要有对政府部门的制约与问责机制。《纲要》有必要对此加以明晰。

当然，从改革的复杂性、渐进性和改革方式的多样性出发，教改《纲要》是很难、也不宜确定改革具体模式的，各地、各校可根据改革的既定方向，创造性地进行改革探索。但这不意味着对某些涉及关键利益调整的改革，也可模棱两可，而应有明确的步骤、明确的时间节点。在《纲要》中，很多关涉关键利益的改革，尤其是与教育行政部门权力相关之处，都有“逐步”、“探索”相伴。“逐步”、“探索”未尝不可，但人们也据此担心，改革会遭遇现实的阻力，最终有可能到2020年，还在逐步、探索。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纲要》发布会上说，要制定一个让人民群众满意、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真正管用的《规划纲要》。有鉴于此，在这一轮征求意见中，我们建议能围绕已经形成的改革共识，明确改革路线图，让这些改革能切实落实到行动之中。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