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当今中国最大宗的“抢钱”，无疑是与土地有关的，低价强征农民土地、强拆市民住宅。上世纪搞阶级教育时，我们看过不少地主强夺农民土地的文艺故事，而如今出面强夺土地的有些却是地方政府，它们转手给开发商就卖了高价。3月4日的《南方周末》披露了一个近例，贵州修文县强夺农民土地给开发商建高尔夫球场，开发商在里面建高价别墅，圈地者无妨，失地农民捡几个被遗弃的球卖却要坐牢。

第三种“抢钱”，类似于占山为王的绿林强盗，“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地过，留下买路财。”不要以为这只是有车一族才遇到的问题。将风景名胜圈起来“抢钱”的地方多得很。寺观自古以来本是人们“随喜”的地方，可是如今多被围起来收高价门票。报道说:今年春节，北京人赶传统的庙会，也被圈到陶然亭公园收钱。

第四种“抢钱”，就是“被自愿”捐助。小宗的有单位逼捐或从工资里扣捐的；大宗的逼捐如，孩子上幼儿园，农民工子女在外地上学，还有留招生指标人为制造的择校等等。

上述“抢钱”种种，比国家机关明码实数收的税费名堂还多、数额可能更大，老百姓谁碰上了不难受？防止这种种“抢钱”，离开了规范和监督公权力，是不可能的。

有经济学家说，中国在明代就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了。可是，他们忘了这“市场”之上有皇权，有可以“灭门的知县”，哪怕你富如沈万山，只要权势者不高兴，就可以叫你倾家荡产，叫你死无葬身之地。不驯服权力，实现分配正义就是镜花水月。（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