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先生3月8日在《东方早报》发表文章，不同意全国政协大会发言人关于“政协的最大权力是话语权”的解释，认为“考诸政协，看不出它具有让政府必须执行它的意志和提案的强力”，“政协委员的话语权表现为一种优先引起权力重视的特殊的话语权利”。

在政治学意义上，邵建先生对“权力”和“权利”的区分是很准确的，但具体到政协话语权的属性，邵先生的分析就有些含混不清了。一个明显的问题是，邵先生没有严格区分“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个人）两个概念——当他说“考诸政协，看不出它具有让政府必须执行它的意志和提案的强力”时，他说的是政协组织的话语权；当他说“政协委员的话语权表现为一种优先引起权力重视的特殊的话语权利”时，他说的是政协委员个人的话语权。就政协委员个人的话语权而言，它的确只是一种话语权利，但当政协委员个人的话语权集合成为政协组织的话语权时，就不只是一种权利了。

要确定政协组织话语权的属性，应当联系政协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和政治职能，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举行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共同纲领》等宪法性法律和决议案的时候，政协是在代行全国人大的职能，是实打实的国家权力机关。后来全国人大成立，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继续存在。时至今日，政协的定位是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机构，其主要职能包括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个方面；执政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一起，并列为中国的四项基本政治制度。

从政治生活的实际运行看，各级地方公权机构都有“四大班子”之说，政协作为国家机构与党委、人大、政府并列。作为具有重要政治地位和实际职能的组织机构，政协无疑已经具有了权力机关的性质，如果说它的话语权只是一种权利而非权力，实在是难以想象的。

说到这里，不禁想起去年全国“两会”期间新华社播发的一条新闻。一名基层人大代表对温家宝总理说：“我讲出来供您参考，不是要求您。”温总理认真地说：“你是人民代表，有要求我的权利。”有作者认为新华社电讯稿用语有误，认为温总理说的应该是“有要求我的权力”，其理由是，“人大代表参加人大会议就是来行使权力的，他们有权选举或罢免‘一府两院’的首长……他们的决定一旦获得通过，就是具有强制力的。”其实，新华社的用语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人大代表个人并不能行使立法权、监督权等权力，单个人大代表履行职权更多的是一种权利性存在；只有当人大代表个人的权利集中起来，变成人大机关审议通过的决议、决定，才具有了国家机关权力的特征。

与以上相映成趣的是，或许是为了强调政协委员个人的话语权是一种权利，邵先生进而认为政协组织的话语权也是一种“权利”。这种意见有笼统模糊的地方，应予以辨析。（作者系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