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拆迁往往以公权违法行政始，以私权受害终，这样，公民要维护权利，纠正公权违法，就要拿起法律武器。在法治国家里，“一切问题都可以归结为法律问题”。这是矛盾的终极性解决机制，矛盾被纳入司法解决管道后，它不会发展成对社会不可控的伤害。比如长沙拆迁案中，双方只是在法庭较量一番，没有发展到像东海那样的自焚，因为公民在法庭上拿到了自己的正义。

然而，公民的司法维权之路并非坦途。长沙拆迁案中居民的代理律师王曙，用“立案难、审判难、胜诉难、执行难、代价大”概括“民告官”之难，其中立案难是行政诉讼案件的难点之最。在一些地方，法院屈于当地行政机关的压力，对涉及拆迁的“敏感”案件，拒不立案受理，使案件无法进入司法程序，最终使当事人不得不上访，甚至不惜使用激进手段维权。或者是个别法院对政府的行政违法，以“程序瑕疵”一笔带过，甚至替行政违法行为背书。所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这次判决，更显珍贵。

当法律被公民和政府共同敬畏，当司法成为解决拆迁纠纷的理性管道，野蛮拆迁就会彻底失去市场。以法律的名义向野蛮拆迁说“不”，这是公民权利，更是政府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