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教育部近有新举措，将组织100名左右的高校领导赴英美等国接受培训。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解释，此举是为了学习世界著名大学的成功办学经验，以便到2020年，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的高水平高校，甚至若干大学将要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报道称，这次海外培训费用将由国家专项经费全额资助。

估计纳税人的钱会如海水一般花了去，得到的结果，也不过是各位校长们的“到此一游”。我是一位纳税公民，也是一个高校教师，看到有人花我们的钱从不心疼，而且办的几乎是花架子的事，自觉还有一点说话的权利。

本来，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就来自英美，后来由于历史的原因，又转往苏俄。现在，由苏俄而英美，这种转型固然好；但，学英美，要学就从根本处学。这个根本，就是高等教育体制。我看了下教育部通知中的培训内容，第一批将往日本的培训，首先就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难道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还要花巨资往海外跑吗？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它首先是一种理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制度。别说全球化的今天，就是100年前北大建立、清华初创，我们就有了这种理念以及相关的教育体制。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就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大学自治，学术自由。英美大学的种种成功，无非由这八字源源而出。这恐怕不需要特地花钱到西天取经吧。反之，如果不解决这种不需花钱的根本问题，花再多的钱，去学西方大学那些技术层面的环节，比如通知中的“师资队伍建设、教学评估体系及管理信息平台建设等”；即使照搬过来，亦给人貌合神离之感。甚或，取经归取经，结果十本书带回九本，唯独遗落了“一本正经”。

英美高等教育中的大学自治，就是大学免于大学之外的行政权力的干涉。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大学的“教育行政化”为舆论所诟病，其实，这里的行政化就是权力化。当大学为权力所主导，教育服从的是权力的需要，换言之，权力成了大学和大学教育的游戏规则的制定者；那么，教育本身还能保持它必须的自由吗。这次，教育部组织海外培训，本身就是一种行政举措。较喜剧的是，校长们前往学习的这些国家，哪一个能做到像此地教育部这样，一纸通知则百校响应。他们当然可以到中国来，但不会顶戴行政培训的名义扎堆来。其实，中国各大学校长也不缺乏访问海外大学的经验，即使没有这种美差，他们都会为自己创造。有必要像赶集一样大家批次出去走马观花吗？就此事而言，我们已经看到了中西两方现代大学制度的不同。与西方大学教育体制接轨，与其集体往外跑，何妨先从我们自己的“去行政化”做起。

去行政化是为了保证大学教育中的学术自由。自由，于学术于教育，是其生命所在、魂灵所在，也是世界上所有一流大学办学成功的共同经验。如果我们的大学教育不能为学术自由提供制度上的保证，出去次数再多，花钱再多，硬件再好，也无法靠近世界一流。这个道理如同常识，无须大学校长们花公帑到海外去购买。前不久，福建省教育厅出台有关文件，公布可以“一票否决”的十条师德，用以“强化对高校教师的师德考核管理”。这十条中，很多内容，比如“科研工作中弄虚作假、抄袭剽窃，侵占他人成果”等，本来就属于大学学术自律范畴，怎么需要假行政之手，作出这些不言而喻的规定呢。这里的强化，恰恰是在强化本应弱化的大学教育行政化。至于另一条一票否决的教师“错误言论”，请问，大学天然是学术讨论之地，在一个学术框架内，什么样的言论是错误的，它由谁来定义？显然，这里的定义者只能是发布文件的行政权力。在行政权力面前，它说错误就是错误，学术还有没有争鸣的空间？如果没有这样的空间，学术自由又将如何体现？如果没有学术自由，是否可以办成世界一流大学？这些都牵涉到“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不是把大学校长们组织出去21天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呢？

不是不可以漂洋过海，但我有一个事半功倍又省钱的建议。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当年蔡元培的北大、梅贻琦的清华、张伯苓的南开就有了，后来由这三校合并的西南联大也有。我们为什么不首先向我们的前人好好取经呢？这是本土大学教育最可宝贵的经验，人为中断了几十年，我们不如先承传起来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