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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价维稳”的无底洞有多深?
www.fjnet.cn 2010-06-10 09:48  熊传东 来源:南海网    我来说两句

2009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发展是第一要务”变成了“发展是第一要务,维稳是第一责任”。把维稳当做第一责任,已成为地方政府和领导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前,维稳是压倒一切的重任。权威数据显示,2009年维稳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令人震惊:全国内保费用达到5140亿元,已接近军费的数额,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47.5%。(见5月27日《社会科学报》)

可以看得出,维稳是继综治革命之后,地方政府又一重大治理战略决策。维稳不仅紧系着地方政府,还牵动着从中央到地方庞大行政系统的职能发挥和财政预算与支出。深入看来,维稳一方面是为了应对社会矛盾的群体性事件的急剧增长,另一方面是从中央到地方强化维稳的重要性和战略性,以期通过维稳提高地方政府或部门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固然,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工作,稳定是之切工作的基石。然而,在居高不下的维稳行政成本之外,又多了一个不断攀高的维稳财政成本。目前,仅就部分地区的情况来看,维稳支出每年以两位数增长,维稳经费相当于、甚至超过政府的民生支出,已成为普遍现象。

按理说,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本身已充分具备了维稳功能。即现代媒体制度保证了媒体信息发布的公信力、现代司法制度保证了司法最高和最后仲裁的地位、人代制度则保证了民意的规范表达和民意对权力的有序监督,等等。只要这些机关、机构、部门和办事的人,保证这些渠道的正常、民主、公正、公平、公开和科学的运行,那么,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不难分散纳入各自的体制路径,皆能以最小的成本得到正常化的解决,而不至于发展到以高额的财政支付来维稳,非得要整个社会都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最终导致,不得不以高价,甚至天价的财政支付维稳。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中国财政的国情力。中国的行政成本之高,早已众所周知。现如今,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尤其群体事件的此起彼伏,更耗费了巨大的社会资源,在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之外,多了一个同样不断攀高的维稳成本——财政维稳。河北省2009年国庆安保志愿者的招幕人数,原则上不低于各辖区人口的1%,也就是说,有多达78万人的河北人奋战在国庆维稳的第一线;今年北京“两会”期间,北京投入安保力量就达70万人。从2008年到2010年,河北省用于完善“护城河”工程和公安基础设施累计投资有49.5亿元。如此大规模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维稳,是否符合中国的财政国情力,是否考虑到中国财政的承受力?这都是值得决策部门考虑、深思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中国百姓的承受力。资料显示,2009年辽宁公安支出223.2亿元,以该省4300万人计算,人均要负担维稳费用达500多元,对于一个经济水平一般的省份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负担。相比之下,城镇社保还没有全面普及的前提下、农村社保还没有全面推广的前提下,以此高额的天价维稳费,值得吗?笔者认为,应当将其天价的维稳费抽一部分出来直接投入到民生工程中去,给老百姓直接带来受益和实惠。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每投放一笔的意义。广西贵港的群众工作部经费每年不少于20万元,群众工作中心不少于4万元,群众工作站经费不少于0.2万元,这就意味着该市的5个群众工作部,74个群众工作中心,1148个群众工作站,每年至少吃掉626万元的财政经费;2009年广东惠州仅租用监视器材就花了至少3664万元。然而,我们投入归投入,花费归花费,我们细算过每一笔维稳费用吗,是不是每一笔都应当投、值得投、必须投、非投不可?如果,每投放一笔维稳费没有其可操作和可实用的价值与意义,则没有投放的必要。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节约成本提高效率。所谓维稳成本,总的来说就是法外解决、特殊处理的成本。这是在国家基本制度之外,多出来的成本,而且因其原始性、粗放性、不可复制性,注定成本之高超乎寻常。“天价维稳”成本证明,让正常渠道作为国家制度的基础设施能够切实地起作用,已刻不容缓。广东广州市财政报告显示,该市2007年维稳费为44亿元,比当年用于社会保障就业资金35.2亿元还多,此数字一度引起部分人大代表异议;而重庆市2009年维稳的财政预算为52.7亿元; 2008年地方财政中武警经费总支出额为52.7亿元。由于各地维稳压力巨大,维稳支出急剧增长,部分地方为保障维稳经费支出被迫削减其他财政支出,如湖南省津市为此要求所有行政事业单位压缩20%的开支,甚至从每名统发人员的工资中逐月扣钱。依笔者看来,维稳更应提倡节约成本,从而提高其维稳效率,不可全靠以钱养事、以钱维稳。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实施后的社会效果。近年来,各地纷纷成立“维稳办”、“综合治理办”、“应急办公室”等机构,且由地方重要领导亲自担任负责人。拥有170万人口的山西太原市,有人民调解委员会2622个,调解员18442人;广西贵港县乡两级维稳工作平台专门从事维稳工作的人员600多人、村级维稳信息员3500多人。如果说上海、广州皆属经济发达地区,“天价维稳”成本尚能支撑的话,对于经济并不那么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天价维稳”成本就不免令他们捉襟见肘了。湖南津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高额的财政支付还不够的前提下,该市政府作出口中挤食的无奈之举,以此保证维稳经费。然而,这些“天价维稳”带来的社会效果又如何呢,不得而知?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稳定是否全靠金钱。今年1月12日,贵州安顺坡贡镇发生了一桩普通刑事案件,当地政府为了维稳花费了相当于3年财政收入的费用。在维稳“一票否决制”的压力下,地方政府的维稳已到了不计成本的地步。这属于典型的“花钱消灾、拿钱买平安”的无奈之举。这只能说明,该地区的综合治理和维稳工作处于“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状态,即使火烧眉毛了,还不慌不忙。实在扛不住了,没关系,只要有钱就行,有钱可以摆平一切,自古以来,“有钱能使鬼推磨”之怪理一直经久不衰。同时,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和财政预算部门,更要监督维稳经费支出的全过程,杜绝挪用、贪污等现象的发生。更要考虑,“天价维稳”是不是唯一之举,金钱是不是维稳的法宝,除了“天价维稳”外,还有没有与其相配的维稳举措。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是否需要民众听证。当前,由于社会矛盾逐渐增多、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等现象,从控制和防堵角度入手的维稳是解决其突发性事件的唯一手段,导致维稳成本的上升理在情理之中。然而,成本的财政预算在某些地方已大大超过了一些民生项目的开支,如此看来,“天价维稳”的无限期投入,绝非长久之计。笔者以为,在今后的维稳预算、维稳投入和维稳支出等现象,能否像其他民生工程项目一样,以“听证会”的形式,通过新闻媒体和政府部门召开“听证会”或发布会,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民众或民众代表,以及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新闻媒体,共同做出维稳预算、投入和支出的决策。以此群策群力,利用全社会的力量和智慧。如此以来,既让维稳在阳光下操作,又杜绝了暗箱操作之嫌。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之?

随着维稳体系的逐渐完善和健全,这说明了,政府对百姓生活、工作和生存状态的高度关注和保护。笔者想问,钱是维稳的唯一制胜法宝吗?国家要投入多少钱才能维持这庞大的机器呢?维稳是不是未来的中国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呢?“天价维稳”的无底洞到底有多深?“天价维稳”何时休?


责任编辑: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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