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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约束暴力者,惟有公平正义
www.fjnet.cn 2010-06-21 11:12  顾骏 来源:东方早报    我来说两句

近年来,尤以最近一段时间为甚,中国社会出现暴力扩散的倾向。这一倾向直观地表现在底层社会,尤其是弱势人员的极端行为上,从为泄私愤而灭门到闯进学园滥杀无辜,到向上门执法的司法人员泼硫酸,甚至闯入法院杀害法官,诸如此类的行为,都具有过度使用暴力,并且追求毁灭性后果的明确意向。在其他阶层,甚至官员群体中,也频繁发生不当和过度使用暴力的现象,从黑砖窑的强制劳动,企业以充满暴力的“企业文化”来“管理”员工,甚至如宋山木那样霸占女性员工,到买卖人为生意相互仇杀,官员为升迁雇凶杀人,都是例证。如果再把权力机构滥用强制力,从“躲猫猫”、严刑逼供、违法强制拆迁,到为有组织犯罪提供“保护伞”,也列入其中的话,那使用暴力的情形在当今社会生活中已相当普遍。

暴力现象的普遍化、暴力发生场合和暴力使用者身份的多样化表明,各类生活主体已开始用最原始的手段来追求自身利益。这样的势头一旦形成,任其发展,必定出现“以暴制暴”、“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导致社会陷入“人对人是狼”。

要约束暴力,首先需要强化人们对公共秩序及其公平性的认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30年,在弱势群体看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已经实现,但“实现共同富裕”还没有迹象。因此,建立和健全合理、公平的分配制度,让人的基本权利在制度框架内得到满足,这既是消解低收入甚至中等收入人员的笼统不满,也是防止优势群体恃强凌弱,由此重建安宁稳定的社会心理,减少社会暴力的前提。

要促进社会公平,首先需要关注的是机会的分享。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财富分配结果不够公平,但转型期却带来了机会公平。恢复高考、允许个体经营、农民工进城打工、创立股市、贷款买房、公务员报考、创业板上市,等等,任何人,只要抓住一次机会并守住成果,都可以在新形成的社会阶层结构中获得上升机会。这是前30年里,中国实现高度稳定、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但进入新世纪之后,阶层结构开始成型并出现固化,勤劳致富、教育改变命运甚至一般的奋斗拼搏,都显得于事无补。不同阶层的“二代”尚未开始努力,其人生便已按出生家庭分道扬镳,贫寒子弟居多的“蚁族”,更不用说“民工二代”,面对越来越高的阶层门槛,力不从心,“40、50”人群更没了指望,通过诸如动拆迁,甚至医疗事故获得最后的“补偿”,成为部分人的唯一期待。希望而非绝望,才是避免个人采取非常规手段,乃至暴力来冲击社会结构的良方,而希望来自机会的分享。

公平不仅是社会现实,也是心理感受,公平感直接来自公民对自身合法权益的操控感。改革30年,既带来中国民众个人权益的增加和维权意识的高涨,也因为采取了地方政府相互竞争的独特策略,带来行政权力不断扩大,行政权力的约束大大松懈。高涨的公民权利与膨胀的行政权力相遇,极易发生正面撞击,近年来的信访、集访、闹访、自焚和伤害公务人员,“官民冲突”步步升级成为社会暴力的主要场景。为避免冲突越演越烈,迫切需要在公民权利与行政权力之间,设置一个缓冲和协调的机制。

问题是,转型期中国最缺乏的,恰恰就是这一平等协商的制度架构——法治平台。改革给公民带来了权利,却没有带来权利的正式确认,这样的情形比比皆是,譬如,流动人口已经过亿,但宪法至今没有明确公民自由迁徙的权利。现实享有的权利和法律规定之间存在的距离,给公民维权带来不可克服的困难,在这一点上,公民取信访而弃诉讼有其道理。体制和机制上存在的问题,导致权利与权力的博弈处于没有规矩,也没有底线的状态,行政机构“花钱买太平”,采取“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维稳策略,这种显失公正的做法,一方面抬高了民众维权的期望,另一方面也扩大了民众达不到期望值时的落差,更不用说加剧了维权无法实现时的绝望,暴力因此进入维权方式的备选方案,面对行政强制,公民在情绪过激的情况下行动趋于极端,同归于尽的情形因此频繁发生。重建公众的公平感和正义感,因此成为防范乃至消除暴力的根本之策。

对于防范暴力,法制和法治都是重要的,无论强势人员还是弱势人员,只要超越法律红线而使用暴力,都必须给以惩治。但即使以合法的暴力来约束暴力,也不足以从根本上制约暴力,许多时候,还需借助文化的手段,也就是文化意义或价值系统来引导个人,舒缓内心紧张,调节人际关系。

不是基尼系数达到一定水平就一定会出现社会暴力。一个社会公平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定义生活,如何解读不公平。在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传统的“生死有命”观念已经不被接受,真正平等的观念又缺乏现实的基础,飞速的发展让个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成功就是人生价值”的浅薄观念。现在随着机会逐渐稀少,底层人群无法从艰辛的工作和乏味的生活中感受到意义,没有更高的人生追求,挫折、苦难和屈辱是无法承受的,而没有做人的良知,对无辜他人的暴力乃至校园凶杀就会成为没有底线的选择。所以,抓紧建立一套与分化社会相适应并给个人以引导的价值观体系,使奋斗者得到激励,成功者得以升华,失败者获得安慰,已成当务之急。

(作者系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


责任编辑: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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