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许又声表示，中国海外侨胞超4500万，绝对数量稳居世界第一。他同时表达了对迁徙权的“尊重”。这可看作是对近来沸沸扬扬的新一波移民潮的官方非正式回应。

据报道，和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两次移民潮不同，过去10年以来的这波移民潮，主要由技术精英和富商构成。2007年，中国社科院《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亦佐证，“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的同时，中国流失的精英数量也居世界之首”。

在全球化时代的“地球村”，自由迁徙本来再正常不过，而且全球化带来了诸如战国时代般的横向竞争，移民或可促进本地的变革以留住人才。不过，中国精英阶层像候鸟一样集体迁徙的“群体性事件”与正在“崛起”并举办了奥运会、世博会的中国盛世图景，形成了鲜亮的反差。这无法不引起国人的“大惊小怪”。

这些被称为社会精英的人，为何会选择移民？在众多的理由和演绎中，有一则移民故事不应被忽略。一位身家数亿的温州商人，坦言越来越不喜欢每周有四天时间得在外应酬、打点各路官员、朋友，而向往公私分明的生活方式，把更多时间留给老婆和孩子。事实上，这恐怕并不是孤例。最近，反腐风暴席卷民航系统，航线寻租20年被曝光。据《新世纪周刊》报道，中国民航业的竞争，首先是航线和时刻之争，进而演变为关系之争，显规则挫败于潜规则。“过去十多年，围绕航权和航班时刻申请，航空公司与民航管理局之间，在表面的制度之下，逐渐形成了一种潜规则。显规则建设看似日臻完善，实际操作中却每每失效。在原民航华北局局长黄登科遭“双规”后，民航总局取消了一月一次的非定期航班审批，评审委员会则改为了集体审批。一位曾任职国有航空公司的人士戏称：“取消航班协调会，等于说原来可以在两周之内搞定的公关，现在要更长时间。原来给上面磕头，是一起磕完，取消协调会之后，得一个一个挨门磕。成本更高，效率更慢。”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没有明晰的法规，模糊的、弹性非常大的规定，没有严格的程序，同时缺乏必要的监督和上诉机制，结果很多规则形同虚设。这正是潜规则之所以能战胜显规则的关键。

潜规则背后的逻辑便是寻租。“寻租”理论的开创者戈登·图洛克认为，中国人的生活被大量的寻租活动所控制。他在《特权和寻租的经济学》一书中说道：“在中国，那些想要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人，几乎所有的才能和精力都花在了获得或者维持权力的惠顾上。生活虽是不确定的，但对赢者而言却获利颇丰。”不过，图洛克进一步指出，“获得的特权并不可靠。另一个寻租者明天就可能取代了前者”。黄光裕从商界骄子坠落为阶下囚，高官们前仆后继，就是最好的例证。在这一重意义上，诚如这位温州商人所言，移民对于那些在中国现实中博弈的赢者而言，既是安全感的真切需要，又不妨看作是对这种依附性生活方式的“用脚投票”，三十六计走为上。哪怕是手持绿卡而在国内继续工作，仍然可藉外籍身份而获得某种程度的间离与安全。

6月10日，《环球》杂志与新浪网联合进行了调查，结果其实并不令人意外：截至11日19时，7000余名受调查者中有移民意向的高达88.2％。而据凤凰卫视主持人曾子墨在微博上透露，汇丰的一份调查显示，月收入在1.2万元以上或流动资产在50万元以上的中国内地富裕人群中，60％都计划在未来十年移民，首选是澳新，其次是香港和加拿大。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看来，移民者是在追求一种无支配的自由。即便移民生活或许不得不回归平淡乃至艰难，去做一份庸常甚至是如洗碗工、收银员等那些中国语境下“外来工”才做的工作，但那些已经或即将移民的精英，依然有不少人脚步坚定地要离开这片土地，为争取一个中国之外的永久居民身份而削尖脑瓜。尽管官方表达了对迁徙权的“尊重”，但这不妨碍我们思索精英流失之后的中国社会需要面临的诸多挑战和考验。

国人通过迁徙的自由来获得通往美好人生的途径，而美好人生总是附丽于一定社会土壤的。女性哲学家Agnes Heller曾经给出了美好人生的三个维度：自然禀赋的充分发展；正义；人与人之间深刻的情感联系。这三个维度，都需要最低限度的政治和社会条件的支撑。比如，自然禀赋的充分发展，至少需要多元和多样化的教育；正义，至少需要宪法的权威和司法的公正；人与人之间深刻的情感联系，则需要基于自组织的社群、社区以及公民社会的蓬勃发展。

营造这样一个有助于达致美好人生的社会环境，既是吸引人又是留住人的关键；既是政府的责任又是精英的责任。如果梦想照进了现实，那到时这些移民海外的精英，会不会像候鸟一样再飞回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