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一夜之间，“入托难”就成了热点话题。最近《人民日报》连发5篇文章，深层次探讨“入托难”。问题是，三四年前人就已经生下来了，怎么事到临头，才发现少了这么多幼儿园？

原因不外乎：入托年龄的儿童数量波动巨大，前些年生源下降时，政府将多余的幼儿园改作养老院之类，致使学前教育资源萎缩严重；国企事业单位改革过程中，原有福利幼儿园大量消失。全国企事业、机关办幼儿园从2000年的1.6万所减少到2007年的5000所，减少了七成；政府投入过低，从1993年至2009年，学前教育经费一直仅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的1.3%，以及幼儿教师编制紧缺、待遇差、职称评定困难，等等。

可以这样推论：幼儿园少的背后是幼儿教师少、待遇低。而幼儿园教师少、待遇低，是因为社会对幼儿教师的轻视、对学前教育专业性了解不足，于是觉得它不重要，花钱就心疼了。所以“入托难”的本质，在于忽视学前教育的价值，不承认学前教育的专业性，贬低学前教育的职业地位。这才产生了现在的困境。

那么首先要问一个奇怪的问题，幼儿教师是教师吗？

照理，这个问题在逻辑上是奇怪的，不过在现实中，人们把教师分为三六九等。比如大学老师，那毋庸置疑算是知识分子；中学老师，有点勉强；排到小学老师，那基本就不算了。评职称也是，中学老师可以评到“教授级特级教师”，小学老师可评到“中学高级”。非要不安其位，那才算厉害。在下意识里，总以为学校教师也和学校学生一样，其知识水平与所教授课程呈正态分布。大学老师最高深，高初中等而下之，像小学老师之类，即使不是小学水平，也高不了多少。这种看似荒谬，其实是普遍的思维，且占据了社会的主流。这种思维，是把教学内容等同于教师价值的全部，也等同于教师教育内容的全部，甚至把教师仅仅作为一个上课的工具，辅导学生考试的工具，而不是一个教育人的职业，不承认其在教学内容之外的教育学价值。

但其实，教师是一种专门职业，教育工作者需要有学科专业素养，不仅需要精通所教学科的基础知识，更需具备教育专业的素养：包括教育理论的素养，能否理解教育的本质，具备现代教育观念，掌握教育的艺术。法国思想家卢梭曾经大声疾呼要尊重孩子，其实今天我们也需要大声疾呼尊重幼儿教师。非如此，我们当然会把幼儿教师视为保姆、保育员，而不是真正的教育工作者。

其次问第二个奇怪的问题，幼儿园是学校吗？

现在看来，幼儿园就是学校。走进幼儿园，里面也有上课，也有考试，也有老师和同学，甚至也有作业。越来越多的识字、外语、加减法等“课程”，正逐渐使幼儿园变成小学预备班，而不是儿童的乐园。学龄前儿童进幼儿园变成一种必须，否则根本进不了一所好的小学，甚至跟不上小学课程。这从根本上否定了幼儿园的独特教育价值，并不承认幼儿园的独立地位，而仅仅将其当作小学的附庸。

“幼儿园之父”、德国教育学家福禄贝尔尤其痛恨“幼儿学校”、“儿童学校”之类的称呼，他认为，儿童主要学习的是游戏、手工，以及在大自然探秘，而不是进行一些书本上的学习，他们进入的不是“学校”，而是“幼儿园”。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将人的2-7岁定义为前操作期（preoperational），它对一个人的成长是非常重要而且独特的阶段。按照福禄贝尔的观点：游戏是学前儿童的生命。剥夺了孩童的游玩，则一生的开始就是一片空白。童年游玩的有无、丰富与贫瘠、感受快乐或痛苦，可以决定他一生对人生的看法。

对照以上理论就会发现，教育部门之所以不将学前教育划定到义务教育，除了国情考虑，恰恰尊重了学前教育的教育特点和教育实际。

学前教育从其结构上来说，异于义务教育，但这只是一个教育学上的划分问题，与政府投入是没有关系的。学前教育的未来，依然需要政府主导，并承担主要投入。最近几年，上海在义务教育阶段大量减少班级学生数，推行小班化教育，以此储备大量教师，应对未来的入学高峰，其实幼儿园也完全可以这样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把发展学前教育纳入城镇、新农村建设规划。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办园体制。”上海市教委提出的把学前教育纳入政府公共服务范畴，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但投入是一方面，更关键的，是要吸引优秀人才，从事学前教育。要改变那种认为幼儿园教师只是看看孩子、教教识字，并不需要多少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旧观念。如果以为幼儿教师培训起来比较容易，那么现在的“入托难”就最直观地否定了这个错觉。因为造学校只是钱的问题，而培养、寻找合格的，甚至优秀的幼儿教师和园长却是一项漫长的系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