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为获得未来拆迁补偿的动机来看，房子越修越密越修越高，显然符合于博弈论规则。从现有国有土地出让使用权为基础的商品房来看，城中村的小产权房未来转正后的利益升值空间也是明显可感的。而从当地城区管理部门来说，低成本的改制方式容易受到引诱，这也就可以解释西安率先于全国第一个制定了城中村改造管理办法，并在“办法”中明确了列于改造计划的城中村在2006年后不得建高于两层楼以上的住房。“办法”并没有回答在城中村被列于“改造名单”到真正成功“改造”的时间差中，如何满足新增村民的住房需求，也没有回答如何处理集资建房形成的众多“区间所有权”的复合性建筑。北山门村五组盖起的大楼，属于在集体土地和数个地震灾难形成危房的原宅基地之上建起的大约有70户“区间所有权”的大楼，不属于西安“办法”中所规定的“不得建高于两层楼的自有房屋”，因为大楼里的住户，只要其所占用的空间不超过两层，每一户住房都应视为“一层楼”。倘若管理部门对已经修了两年的大楼，简单地以“违章建筑”对其拆除，不仅会造成极大的浪费，也会演变成恶性群体事件。

另一方面，城中村“最牛高楼”出现，势必引发跟风效应。这可以视为村民自力“城市化”和生活活动空间在横向萎缩之下纵向延伸的自然反应。在这样的背景下，管理部门应该及时出台政策，引导和干预村民“自力”城镇化，使其城镇更具城镇功能，并造福于村民子孙万代。

所以，“最牛民楼”的诞生，反映了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管理部门对“城中村”的远期规划和“善意”监管的缺失，反映了城市扩张进程中，城中村村民的利益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在这样的背景下，村民自力解决住房需求，我们没有理由泼冷水。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