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出声就用脚投票

在这篇文章中，赫希曼把“退出”和“声音”的概念用于解释东德的消亡。经验材料显示，东德早期逃亡(“退出”)到西德的人数众多。起初，东德政府容许这种“退出”，因为“退出”者多出自被视为是“阶级敌人”的群体。“阶级敌人”的“退出”表明内部的稳定。但不久，东德政府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技术工人和知识分子也成为逃亡(“退出”)者，就开始阻止“退出”。1961年修建柏林墙也有阻止移民潮，阻止“退出”的意思。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柏林墙的确控制了移民潮。但不久东德政府就发现这种方法很快就失去了效用，依旧有人寻找各种渠道离开东德。于是，对于那些历经千难万险“退出”成功的人，政府采用了强制性“退出”方法，即如果阻止不了人民出走西德的话，政府就会吊销出走者的护照，使得他们永远没有机会回到东德。但是无论政府怎么做，依然无法阻止人们的“退出”;同时，吊销出走西德者的护照也引起了西德社会的高度不满。在柏林墙内外不满的结合下，1989年，这堵墙很轻易就被推翻了。

知识的退出反映愚昧的权力主导

笔者对中国目前的移民、留学潮不想作过分的解读，因为中国目前的移民方式和当时的东德非常不同。正如有关部门所指出的，迁徙的自由是人权的内在组成部分，移民自由反映出了中国政治的巨大进步。不过，人们的确可以从当今知识和财富的“退出”潮中，看出中国存在的诸多制度弊端，可以反思制度，并作制度的改进。

简单地说，目前出现的知识和财富的“退出”潮反映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人们对“声音”机制的效用已经失去了信心，对一些体制已经失去了信心，开始选择“退出”机制，也就是日常人们所说的“用脚投票”。

高考尖子到国外和香港等地接受高等教育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最近几年教育移民的发展表明，越来越多的高考尖子毫不迟疑地选择“退出”中国高教体系，到海外寻找他们认为是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国内的一流大学已经竞争不过海外一般性的大学，对国内的高考尖子没有很大的吸引力。这里还应当考虑的是，这些年每年都有数万人“退出”高考，即不参加高考。这两方面的情形清楚表明人们对中国教育体系的高度失望，作了“退出”的选择。

对中国教育制度的不满，这些年社会上的“声音”不可说不大。但是，这些“声音”显然并没有发生任何作用。不满者发“声音”，当权者还是我行我素。尽管也有些教改出现，但总体上是越改越糟糕。每次改革总是被既得利益所操纵，成为他们追求私利的机会，从而恶化教育体系。在“声音”不发生效用的情况下，人们很自然作“退出”的选择。

中国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对人才的竞争(无论是从海外吸引人才还是吸引高考尖子)越来越激烈，对人才所提供的物质条件好像也越来越好。但现存高教和研究体制也越来越显示出力不从心，没有迹象表明可以培养好人才，使用好人才和留住人才。这几年人们对钱学森的“中国为何培养不出大师?”这一问题有了很多讨论，但对制度的反省还仍然很肤浅。就拿钱学森的事例来说，新中国建国之初，尽管国家一穷二白，钱学森依然毅然“退出”美国，毫无条件地回到祖国，并且为国家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实际上，没有建国初期大批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回到祖国，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建国初期贫穷的中国吸引了那么多游子回来报效祖国，而经济高速成长的今天，知识精英却纷纷移民海外?再回到钱学森的问题，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后，尽管有高速的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提高，中国却培养不出大师？钱学森之问也是很多人所想要问的问题。在钱学森去世之后不久，中国所发生的与钱学森相关的一个悲剧，明白和直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2010年7月17日，钱学森创办的中科院力学所实验室遭暴力清拆夷为平地。这个事件显示：在愚昧的权力主导下，知识、创新、大师等对中国人来说，将继续会是一个不可及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