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让更多人拥有了产业和自谋生路的机会，同时也产生了雇佣与剥削之间的争议。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抑制困扰着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经济与生存的问题。五十年代初刘少奇的“三条石”遭遇让这个曾经是民选的国家主席成了囚犯，正在于剥削与阶级斗争的错觉不但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也让所有的中国人在名义上的公平分配之下成为了为公有制打工的努力，被以全世界最低的工资标准限制为最廉价的劳动力，用甘当一固然没有制度的公平条件仅靠个人的努力会减少成功的机会，但没有了个人的努力就等于放弃了成功的机会。这个社会中存在着一些制度上保证公平的缺陷，但并非所有的都被不公平的制度所覆盖或淹没了。很明显的是那些集中的大城市、好学校与好企业中的竞争是最激烈的，于是这中间就难免在资源占有欲分配的竞争中出现腐败与不公平。但马云从上海到杭州的搬迁；农民工在城市间的选择与流动早就告诉了社会，在那些并非资源严重短缺的竞争的城市正在用优惠的政策、宽阔的天地、满腔的热血打开着大门，热情的欢迎优秀的人才、企业去创业、去就业，更多的体现着公平的竞争。许多眼睛只盯着大城市的八零后则不是为了自愿的加入到激烈的竞争中培养与锻炼，而是只贪图这些城市中的生活水准、精神文化和更容易“捡到”的机会。然而抱怨正来自于他们仅仅看到了机会而不知道为了这些机会就必须承受更多的磨难，就像王宝强会为了挣一个群众演员的角色而将自己捆在树上睡觉一样。任何事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抱怨正在于不想付出代价而在只想享受成果的观念。许多人并没有为居住于唐家岭而抱怨，是因为他们知道用必要的代价才能换取可能的成功。而更多人则会在不同的城市中选择适合于自己发展的环境，毕竟不是每个人的能力都有条件在同样的努力中取得同样的成果的。能力则会在相对的比较与竞争中展现出不同的作用。“上、中、下”马的策略不仅表现在对阵的博弈之中，也体现着能力的选择之中。更多的机会只留给那些没有幻想并尊重事实且会做出正确选择的人们。十三亿多人口的国家中，八零后一代并非是最不利于生存与发展的一代，而是机会众多的一代，问题只在于个人的正确选择。

八零后的一代比我们少了许多痛苦的折磨，也比我们多了许多科技的发展。当我们用石笔、石板写写画画时，他们有了五颜六色的纸和笔；当我们用算盘学习数学时，他们有了计算器；当我们用数十里地的奔波去找个邮局从千里之外打电报时，他们有了网络；当我们用等待数日的平信传递家音时，他们有了手机与短信；当我们在用自制的羊拐扔沙包、弹弹球时，他们有了机器人、变形金刚的陪伴；当我们为挣着骑一辆自行车而打架时，他们有了私人的座驾；当我们为挣一个课桌写作业时，他们在挣有自己独立的住房；当我们高兴的从哥哥姐姐手中接过穿短了的衣裤时，他们却一身的世界名牌，踏着耐克的鞋、挎着LV的包……数也数不清的多与少，数也数不清的进步与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