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势群体”

吊诡的是，这般强大的逻辑，并没有培养出真正强大的人格。在一方地域中缺乏监督、制衡的基层官员们，却有官员也是“弱势群体”的说法。在网络中，他们是弱势群体，因为没有真正的话语权，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似乎也成了“弱势群体”。没有安全感，压抑，心灵扭曲，一旦有问题发生，问责毫无意外会落在他们头上，为了满足上面的种种要求，为了适应这个体制，他们不得不将尊严之类放到一边，将姿态放得更低些，而官场残酷的丛林法则和绩效问责体系，又注定了他们不少人可能成为“失败者”。

“自杀”或“抑郁”

仿佛是基层官员“弱势群体”身份的一个注脚，近年来，基层官员自杀已然成为一种现象：陕西省勉县纪委原副书记、监察局原局长冯某从该县医院住院部7楼跳下身亡，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这些自杀的官员，年龄集中在40-60岁，正是人生黄金时期，却选择“自行了断”。他们的死法各异。其中，最让人称奇的，了断之心最坚决的恐怕数得上湖南武冈常务副市长杨宽生：刀割、触电、坠楼—官方调查结论认定杨是自杀。

他们为什么自杀？民间对于这些人的非正常死亡几乎没有多大同情。民间也少有人相信官方对这些人的死亡给予的解释：诸如抑郁症，虽然，这个解释未必完全没有依据，但是，社会的割裂已经很难让人们有理性的心态对个体差异给予足够的体恤了。

据统计，官员自杀，集中在年初的2月以及年底的11月、12月，一个是春节将至，一个是年底总结，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说，官员自杀之所以集中在年底，这可能和年底干部要接受考核、工作压力大有关。至于这些案例出现在什么地区，则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此外，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需求也越来越大，这些因素导致了自杀率连年上升。

实际状况很可能是，即使不至于自杀，抑郁症很可能真的在困扰这群人。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咨询师李江雪认为，官员心理健康的关注仍停留在一个表层阶段，很少有实质性的举措。由于身份和地位的特殊性，当官员出现心理问题时，他们并不愿意去找心理方面的专家来为自己减压，特别是有关隐私泄密的恐惧更是让官员对心理咨询望而止步。现行的官场规则往往并不允许官员对一个陌生人将内心和盘托出，他们可能对自己的亲人都无法说出真话，抑郁的痛苦，只能自己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