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体电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颗子弹在飞

枪已经响了，火车里面的官老爷还在纵酒欢歌无知无识──因为子弹还要飞一会儿。这样一种看起来不过是逗趣的场景，却可以激发观众狂热的想象：子弹已经在天空中飞，狂欢的时刻随时可能降临。孤胆英雄与土豪恶霸、官商勾结与资本强权、功利主义的群氓政治与理性主义的斗智斗勇……一部两个多小时的电影，似乎容纳了从1789年到今天这个所谓“漫长的20世纪”的所有关键词。

与此同时，血腥的杀人场景、撩人的肉感画面、侦探片的重重悬念以及故作高深的艺术片的启蒙对话，这部电影又调用了众多商业电影的叙事元素，绚烂的色彩、夸张的镜头、令人捧腹大笑的台词、诡谲多变的故事……这些傻乐主义时代常见的电影诱惑手段，却可以在这部电影中显示出超乎寻常的视觉征服力。

显然，《让子弹飞》创造了中国电影商业化之后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型电影：寓言体电影。通过荒诞的表演、搞笑的场景和悬疑的情节，显示对当下社会政治现实的理解和观察，乃是这种电影的叙事魅力所在。

一直以来，导演们总是为了自己的电影进行一种“票房辩护”，言下之意就是“我也想搞艺术，而且，一定搞得很棒；但是，观众不喜欢啊，没有票房啊，没有投资啊”，似乎商业片的价值内涵只能是《大笑江湖》的傻乐或者《山楂树之恋》的矫情。赵本山雄赳赳气昂昂的“收视率第一就下跪”的言论，似乎让那些批评娱乐文化的人们只能大眼瞪小眼无言以对。

《让子弹飞》却可以举重若轻地把社会批判和反思的内涵与商业娱乐的举措融为一体，可以在每个情节的背后，激活观众的现实联想和社会体验。豪绅黄四郎与“土匪”张麻子坐在椅子上，淡淡地看着群情涌动的人们急急惶惶搬动黄家的东西；黄四郎不能理解张麻子冒险鼓动人们进行这场革命的目的：到底为了杀自己报仇还是为了自己的钱呢？他问张麻子，“我”和“钱”，哪一个对你重要？张麻子告诉他：“没有你，对我很重要”。显然，姜文身上的乌托邦冲动造就了这部电影隐藏的寓意：消除流氓化资本逐利的霸权，恢复平民平等的社会秩序；与此同时，姜文又在电影中显示了他一直以来自以为是的、精英主义的高高在上——普通的百姓就是“谁赢就帮谁”，是一群受利益驱动的乌合之众，所以，他可以昂首挺胸地把“替身”毫不犹豫地砍死。

在这里，我们看到，《让子弹飞》的意义，不能够从电影本身构造的故事中来解释和理解，而是必须回到每个人生活的现场去想象和阐释。这正是寓言体电影，甚至是一切寓言性的艺术作品的典型特点：无论怎样的荒诞不经或者离经叛道，只要回到现实社会的生活境遇中，就立刻变成了可以读解的、童话一样清澈的故事。

从这个角度说，《让子弹飞》这部电影的成功，恰好在于它离奇的故事背后，隐含着对现代中国各种社会矛盾和焦虑的展示的欲望和化解的冲动。不妨把问题反过来去追问：如果没有严重的贫富分化、如果没有流氓化的资本机制、如果没有普通人生存的无权和焦虑，如果没有秩序严格循规蹈矩的现代生活，如何能有姜文这部电影所能激活的那种五颜六色的“政治想象”。作家方舟子这样戏谑《让子弹飞》：“姜的牛逼之处，在于这片美国粉见华盛顿，改良派见改良，革命派见革命，民粹们见民粹，屁民见救世主……各派都喜闻乐见觉得替自己说了话。”

不妨说，现实社会的焦虑和压力，养育了人们用一种寓言的方式编织故事的可能性；反过来，也是置身于各种矛盾和烦恼中的草民们，才能在一部搞笑的电影里面激活自己如此丰富的政治幻想和阐释热情。

正因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部《让子弹飞》会带给人们如此痛快淋漓的观赏欢乐：通过一种“暴力快感”的叙事，带给观众抵抗现实和颠覆秩序的隐秘快慰。在电影中，姜文（张麻子）把枪狠狠地拍在桌子上，说：“我就是要用这个家伙站着把钱挣了。”于是，干干净净地消灭、酣畅淋漓地行动、迷茫中果断地处置、崇高而冷静地革命煽动……《让子弹飞》这部电影的题目，已经在暗喻了它所提供的几种美学快感类型：没有什么比暴力的戏谑性展示更能让观众满足的了；与此同时，电影还给这种暴力披上了一件合乎道德诉求和现实欲望的外衣：消除贫富的差别、恢复公平的世界。

简单地说，一部寓言体电影的成功背后，是对现实问题进行娱乐化的奇妙编码。《让子弹飞》的成功也就可以理解为，电影让平庸而又积聚着不满的“草民”，想象性地陷入到暴力狂欢和纯净的乌托邦情绪之中。

有趣的是，《让子弹飞》是商业电影与艺术电影的成功运作，开拓了寓言体电影的典型形态。但是，却也正是在这里，这部电影无意中暴露了现代中国社会的文化裂痕，而娱乐已经成为可以想象性地缝合这种裂痕的形式。从这个角度来说，《让子弹飞》不止是中国社会矛盾的寓言，其成功本身又构成了中国娱乐文化状况的寓言：用娱乐来激活现实阐释的热情，用快乐来代替现实反思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让子弹飞》在提供人们热情谈论政治和社会命题的时候，就把人们围困在娱乐的堡垒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