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以来，“官二代”、“富二代”，以及与之对应的“穷二代”等刺眼的词汇，频繁出现在媒体上，刺激着这个社会本来就敏感的神经，让社会各群体间的紧张日趋严重。

如果说20世纪之前的中国社会有什么优点的，那其中必有一条：平等。自战国时代起，封建的等级制就被打破，代之以国民在王权之下的普遍的平等。当然，在权力不受有效限制的时候，权力本身就会制造出不平等，这就是官民之不平等。不过，古代社会明智的治国者都会采取有效措施，打破可能出现的身份固化。也因此，总体上，古代中国的治世一般保持着较高的流动性。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并不是神话，而是广泛存在的社会现实。

奇怪的是，自20世纪中叶以来，尽管意识形态突出平等的价值，但人与人的不平等却被空前地法律化，其中就包括今天人们所看到的社会结构固化的主要原因：户籍的城乡分割制度。

按照上世纪50年代建立起来的户籍制度，任何人在地域上都是不可自由流动的，农民不可能自由流入城镇。这一制度制造了大规模的身份固化，这就是农民和农民工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农民从一生下来，与城镇人口相比，几乎注定了将是“穷二代”。

农民工亦然。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确实可以流入城镇了。但他们只是作为劳动力，而不是作为完整的人流动的。因此，流入城镇后，他们并不能享有完整的公民权利，更不能享有市民权。权利的匮乏导致农民流入城镇，必然处于社会最底层。而且，几乎没有任何改变的可能。从一生下来，他们几乎就被注定了将是“穷二代”。

官民身份也在进行内部再生产。这种再生产的制度根源仍然在于身份制。在中国，干部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身份。干部职位终身制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被废除了，但干部身份终身制并未被废除。一个人一旦担任官员，就将终身享有官员身份及相应的福利待遇。

而另一方面，中国现在的官员很难说是公务员。他们不像其他国家的公务员那样，按部就班地处理政府公务，向民众提供公共服务。在中国，公务员与政务官员之间没有任何区隔，更由于政府权力未受到有效限制和约束，一些公务员都享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一些官员们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福利，可以滥用权力寻租，可以授予自己家人以豁免法律追究及参与商业活动的特权。

这样的权力之含金量异乎寻常的高。一些官员们不仅自己贪恋权力，也通过各种途径实现权力的世袭。“接班”这个概念已经赋予这种做法以一定正当性，而凭借着不受限制的权力，一些官员也可以轻易让自己的子女进入权力机构。那些高喊着“我爸是李刚”的人，最终将会变成李刚。权力含金量越高，权力世袭就会越明显，而那些缺乏这种背景的人则会发现，进入权力机构的机会日趋减少。

在中国，穷富地位也在极少数人群内部自我循环，而这样的自我循环同样是权力深度介入商业过程的结果。人们可以合理地假定，具备企业家才能的人，在人口中的分布是相当均匀的，那些中等以下人家的子弟，完全可以凭借着自己特出的企业家精神，抓住珍贵的机会拓展出空间。古人所谓“富不过三代”，就是对这一自然趋势的生动描述。但是，一旦权力充斥商业过程，企业家精神也就无用武之地，贫穷人家子弟也就难以仅仅凭借天赋改变自己的命运。

由此可以看出，当下中国社会结构之固化，完全是政府权力未受有效控制、约束的产物。要打破官民、贫富地位的再生产循环，打破社会结构固化，就必须通过制度变革，让权力受到有效控制、约束。

然则，变革的动力何在？那些被剥夺了机会的无权者、贫困者的抗争，当然会把社会推到不得不变革的地步。今天的中国，其实有迈入这种状态的严重危险。那些丧失了希望的人们，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发出了抗议。但是，良性的重大变革似乎并没有明显发生。

这样的变革之发生，还需要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已经处于官、富地位的既得利益者的明智。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是，明智之所以被古往今来的政治哲学家视为最高的美德之一，大约也就是因为它是难得的，而对于一个社会的优良治理秩序之构造和维系而言，它又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既得利益者——或者换一个更好听的词，对于精英来说，所谓明智就意味着，当自己享受着利益的时候，不会放纵欲望——明智本身就意味着节制。这样的节制会减轻那些处于底层的人的嫉妒和愤怒。

更进一步，明智还意味着承担责任——不是对底层承担责任，而是首先对自己。再无限的权力，再丰裕的财富，在底层的愤怒失去控制的时候，都是十分脆弱的。中国历史上就出现过多次玉石俱焚的结局。而要避免这样的结局，精英就必须在享受权力和财富的时候节制一些，对底层承担一定责任，包括把一些机会让给底层，让他们看到希望。

希望是一个社会保持其秩序的终极依据。一个社会，如果相当数量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也就是二代们，因为系统的歧视性制度，因为权力对所有机会的垄断，而看不到希望乃至于绝望，则这个社会的治理秩序也就陷入难以自拔的危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