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包办慈善，是计划经济的思维依赖，是大政府小社会的制度顺延。一个日渐长大、成熟的社会，必定要让公民有更多的责任担当。壹基金的破冰之旅让公众看到民间慈善的曙光。

李连杰创办的公益组织壹基金，日前已被批准为公募基金会；在中国，公募基金会绝大多数由政府部门创办，带有浓厚官方色彩；此次壹基金获批成为公募基金会，意味着这个民间机构从此具备独立的法人身份，不需再挂靠在其他机构下，即具有向公众募捐的合法性。

一个人一块钱，积少成多，集腋成裘，李连杰的慈善理念，颇得各界认可，不过壹基金的处境却非常尴尬。“闯黄灯”是他对基金运作的评价，“当孙子”则是他的个人感叹，以至他在三个多月前，无奈地向外界宣称壹基金有可能夭折，引起社会关注。想不到峰回路转，柳暗花明，“黄灯”突然变“绿灯”，壹基金终于平安落地，大大方方上路了。

李连杰三年为期，左冲右突，终于撕出一道制度的口子，修成正果。超越个案，公众更感兴趣的是：壹基金的成功路径是否可以拷贝、壹基金转“公”是否意味着民间慈善迎来政策利好？李连杰以国际明星之身份、人脉，三年努力结果只能差强人意，对于其他同病相怜的慈善基金会来说，抱太高期望暂时是不现实的。

一个经常被论者提及的事实是：中国的慈善捐款总量与经济总量不相称，去年11月，社科院发布的2010年《慈善蓝皮书》指出，2009年我国社会捐赠量达332亿元，有较大增长。但同时指出，中国与美国、英国、巴西、印度相比，慈善捐赠规模偏小，西方国家一般占GDP3%～5%之间，而我国只有0.01%。事情的另一面，中国并不缺乏慈善传统与文化，近年来更得彰昭。如2008年的南方雪灾、汶川地震；2010年的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西南大旱……大灾当头，国人的慈善热情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达。

意愿与现实的落差，如果在制度供给找原因，那么慈善官办是不能不被提及的制度短板。据民政部数字，截至2009年年底，我国共有1800余家基金会，其中公募基金会为991家，这些绝大多数是直接官办，极少数为准官办——像壹基金就曾挂靠中国红十字会。

经济学家厉以宁把慈善称为“第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市场说了算，第二次分配是政府弥补市场不足，第三次分配则是社会捐赠弥补政府之不足。按照这种角色定位，政府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二次分配上，而把第三次分配交给慈善组织。政府过多干预社会慈善事业，一方面，有越位之嫌，另一方面，在效率与公平上，往往也吃力不讨好。

政府包办慈善，是计划经济的思维依赖，是大政府小社会的制度顺延。一个日渐长大、成熟的社会，必定要让公民有更多的责任担当。在许多国家，登记注册基金会并不困难，不管是公募还是私人、非公募性的基金会。宽进严管，政府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各类基金会的分门别类管理上，而我们似乎正好相反，严进宽管——一旦进入，多半散养。

无论如何，壹基金的破冰之旅让公众看到民间慈善的曙光。未来之路，应该在两个方向发力，一方面官办基金会要朝去行政化方向努力，还原民间性；另一方面，更多的壹基金转“非”为“公”，放水养鱼，壮大慈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