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回来了。

最近几天，人们突然发现，在历史博物馆北侧门前，面向长安街，矗立着一尊9.5米高的孔子雕像。毫无疑问，这是具有重大文化与政治象征意义的事件。

最近若干年，随着国学、传统的逐渐回归，至少在部分国人眼中，孔子已经不再是一个负面人物，各地校园、传统文化场所甚至公共场所，纷纷建立了孔子雕像，以示景仰。

不过，现在这个地点，还是显示孔子的回归迈出了一大步。天安门广场是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地点，孔子现在站立的地方，虽不在广场内，也在其周边。这样的位置必然引起人们丰富的联想。当然，确切地说，孔子矗立在历史博物馆旁。这个位置是恰当的，孔子确属历史人物。也正因为位置特殊，这尊雕像引起很大争议。

考虑到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的文化心态，这样的争议也很正常。二十世纪初，中国人被动地面对现代化的任务，而西方首先实现了现代化。于是，现代化、西方化与传统、与中国之间被置于一种紧张、冲突状态。此后，中国人对孔子、对儒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也陷入焦虑、彷徨、无措乃至于混乱之中。

就在旁边的广场，发生过五四运动，这场运动及其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是以反儒家、反传统为核心诉求的。四十多年前，这个广场曾上演过“文化大革命”的诸多重要节目。而在这场文化大破坏运动中，各地、尤其是曲阜的孔庙、孔林、孔府曾遭到过严重损毁。若干年前，就在孔子身后的这个博物馆内，孔子也被当成一个负面人物展示。

这一百年的文化彷徨，让孔子的形象在中国人心目中跌落到秦以来的最低谷。直到今天，提到孔子，有人马上联想到万恶的奴隶制度，联想到孔子说过的“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提起儒家，大多数人马上联想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联想到束缚人的灵性的礼教。提起中国文化，关心国民性的人士马上联想到大辫子、八股文，关心自由的人士则会联想到皇权专制、官员腐败。而孔子对于儒家、中国文化的所有这些丑恶制度和现象，似乎都要承担全盘责任。还有一些热衷于追求中国强大的人士，则要求孔子对国人缺乏尚武精神承担责任。依据所有这些想象，孔子当然要被打倒。即便到了今天，无数人，哪怕是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还在用“孔老二”这个侮辱性的词汇来称呼孔子。

对于所有这些指控，孔子无言。孔子本来就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对于人们因为激情、焦虑或者无知而发出这些抱怨和指控，孔子当会宽容。而最近几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上述指控中的很多不过是笑柄而已。孔子笑到了最后，孔子蹒跚着回来了。首先在文化与政治的边缘地带，最终在国家博物馆，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孔子微笑着矗立起来。

对此，国人的心情是高度复杂的。不论是曾经咒骂孔子的人，还是对孔子及其思想心存疑虑的人士，抑或是虔敬孔子的人士。第一种人可能有点困惑，把一个死人抬出来有什么用？第二种人可能十分担心，也许又会出现独尊儒术？第三种人可能会追问，孔子为什么朝北而不是按照中国传统坐北朝南，为什么在广场以外而不是在广场之中？

所有这些困惑、疑问，其实已经触及当代中国人面临、不能不认真思考、予以解决的根本问题：历史文化认同的对象与文化重建的进路问题。

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后发国家的文化认同构建，必会陷入紧张、困惑。但是，任何一个共同体，如欲建立合理而稳定的秩序，就必须构造出稳定而自洽的文化认同，也即对于我是谁，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信奉什么，须达成某种最低限度的共识。由此，才有共同体可言，人们才可以对话，创造和维系一个公共空间。由此，优良治理秩序才有可能被人们想象出来，进而被构建出来。

在一个快速而剧烈变动的时代，构造这样的文化认同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原因在于，大多数规划没有对孔子、儒家、传统予以足够重视，甚至将其视为负面，必欲弃之而后快。

但是，不管人们是喜欢还是痛恨，是虔敬还是厌恶，一个基本事实是：孔子是儒家的象征，孔子是中国文明的象征，孔子是中国的象征。构建或者说重建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就不可能无视孔子，鄙弃儒家。

当然，汉儒心目中的孔子不同于宋儒心目中的孔子，梁漱溟赞美的孔子也不同于马英九祭拜的孔子。生活在一个现代而开放的世界中，今人自然有权利、也有责任塑造这个时代的孔子。就好像这座雕像不同于吴道子的画像。从孔子出发，今人也完全可以在正义、在爱、在善治等价值与制度之路上，走出很远很远。今人的价值、信念也各不相同，如何调和孔子与这些信念，也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工作。

但是，这一切并不妨碍人们可以尝试逼近一个文化、政治的底线共识：认真对待孔子，不要鄙弃、更不要仇恨孔子。因为，认真对待孔子就是认真对待自己，鄙弃孔子就是鄙弃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