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伤式维权的苦痛与现实，拷问着有关部门如何对待权利，也考验着我们这个社会究竟给予权利诉求怎样的出口，为权利救济作出怎样的安排。根本之途，还是回到理性与法治的轨道上来。

日前北京一物流公司的6名职工，因收入微薄、生计艰难，长期向公司反映问题未果，在一次协商中突然集体服毒倒地，被送往医院治疗。此前，一名59岁的山西老汉，因5岁孙子服用感冒药后吐血身亡，多次投诉无门，自尽于县政府大院保安宿舍内。

这些消息，令人心情沉重，尤其是维权者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来奋力一搏，不觉想起另一个使人无奈的词——自伤式维权。近年来，从张海超“开胸验肺”到遭遇“钓鱼执法”的孙中界断指自证，从一些农民工通过跳楼等方式讨薪到强拆事件中的自焚，这些极端的主张权利和维护权利的方式，使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反思权利遭遇的困境，思考权利救济的出路。

如果说自伤式维权是一个社会“杯具”，那么击碎它的，至少有这么两个因素。首先是救济渠道的堵塞。看这些维权者，或求告无门，或久呼不应，或诉而无效，正常的维权渠道一一关闭，或者像咒语失效的阿里巴巴之门一样麻木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