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行动，我认为，随意发布儿童照片涉嫌侵犯乞讨儿童的隐私权，需要引起注意。对此，一些网友认为我在说“风凉话”，“公民行动”要重在行动。甚至说，在解救乞讨儿童时谈隐私权、人格，是不是太奢侈？

这种质疑本身也是“公民行动”。我们不妨分析“公民行动”应有怎样的责任。在笔者看来，至少有三方面。

其一，推动政府工作的责任。不少分析指出，要民间和政府结合。不得不说，这可能会使一些人产生错觉，认为政府部门对此毫无作为。

实际早在1986年，《关于坚决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的通知》中就对各有关部门的打拐职责进行了部署。对解救乞讨儿童，《未成年人保护法》中也明确规定了各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责任。如果责任到位，应该没有乞讨儿童——任何未成年人乞讨，都该依法得到救助。可见，解救被拐儿童的主体责任应在政府。民间社会机构应配合政府部门、司法部门。这次行动已解救了6名乞讨儿童，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可相对政府部门的解救，这无论如何只是补充。

其二，公民教育的责任。于建嵘教授说，“现在为止，一个很大的成果是全社会都树立起一个基本观念：看到14岁以下的乞讨儿童都可以报警。”然而，加强法制教育是长期过程，无法靠微博十天半月的努力，就让全社会都形成法制理念。更重要的是，这次行动的一些做法本身不妥，这是“公民行动”的大忌。笔者痛心地看到，很多参与者将《未成年人保护法》弃之不顾，以为自己是在做正义的事，就可以不考虑乞讨儿童应拥有的权益。这样的行动推行范围越广，可能反会加剧公众对未成年人隐私权的漠视。

其三，完善制度建设的责任。从目前的情形分析，我国对解救乞讨儿童已有明确的法律与制度安排。问题是法律和制度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不作为。因此，公民行动的责任之一，应是推动、监督法律、制度落实，完善问责机制。

明确了公民责任再来推进“公民行动”，才能使其更具意义。以此观察目前的“公民行动”，不能不说，其中存在某些责任不清的越权、侵权的行为。面对质疑，行动者应冷静反思并加以调整。这也是公民行动持续进步的过程。可喜的是，于建嵘表示，“我们将改变相关工作，建立新数据库，做好保密工作。网友可以上传照片，我们进行数据库管理，与家长发来的照片进行对接，身份确认后允许他来看，然后与警方合作。免得像现在这样在网上公开，有利于安全，也有助于解救工作的有效进行。”这是十分积极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