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一位我十分欣赏的法律学者几年前说过这样一句著名的话：“在石头和鸡蛋这两级，我要永远站在鸡蛋这一边”。这话听上去倒是像一个学法律的人说的话。但殊不知，所谓石头和鸡蛋的位置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发生调换的。

比如，当年，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当地主老财剥削欺压贫苦农民的场合，贫苦的农民们显然是弱势的“鸡蛋”；但是，当贫苦农民们举着火把和大刀来烧杀地主时，地主们可能也成了“鸡蛋”；

比如，江青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他们专横跋扈恶贯满盈，是又臭又硬的“石头”；但是，当他们被逮捕入狱后，假如没有一个文明的法律程序加以限制，愤怒的人们同样可以采用四人帮过去对待他人的做法 —— 罗织罪名、代人受过乃至刑讯逼供。此刻，江青等人也同样可以成为政治斗争这块切菜板上任人宰割的蛋卵。

比如，当邓玉娇在巴东的洗浴中心遭受官人欺侮的时候，这个弱女子显然是无权无势的“鸡蛋”，但当此案在媒体大面积曝光后，全国人民几乎万众一心地站在弱女子一边之时，那个被刺死的官人邓贵大所在单位以及他的家人，此时似乎也成了人人喊打、噤若寒蝉的“鸡蛋”；

比如，当李启铭开车在校园里撞人并口出狂言“我爸是李刚”时，被撞伤亡的同学和在场的行人是弱势的“鸡蛋”，但是当媒体间已经将“我爸是李刚”这句话造出36万条搞笑段子的时候，当名演员周立波在上海的兰心剧场领着上千名观众齐声高喊“举头望明月、我爸是李刚”的时刻，李刚一家人似乎也成了可以供亿万人民煎蒸炒煮的“鸡蛋”。

我在想，无论天底下有多少人都在义无反顾地“仇富或仇官”，至少作为法律职业人士，我们是否需要多少保持一点儿理性思考呢？否则，我们这些人花这么大功夫来学这个名为“法律”的东西，对社会的公平正义（或称和谐）又有什么意义呢？

1976年10月初，以毛泽东夫人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秘密逮捕，中国历史开始出现重要拐点。在关押了他们三年时间后，中国最高领导层深感到，这个国家不应当再这样无法无天下去了，他们决定设立一个临时特别法庭公开审判这些人的罪行，而且还要聘请律师为他们在法庭上辩护。然而，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件事是那样新鲜好奇和难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