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财经评论作家叶檀女士昨天在《南方都市报》发表了一篇《别拿道德作暴利的遮羞布》，再一次对著名学者余秋雨进行了猛烈批判。余秋雨如何从一个学者摇身变为亿万富翁，确实值得深究。关于其间的演变过程，叶檀女士的文章已经介绍得很清楚，余秋雨的持股，是当年承接了该公司需要转让的职工股，并在其后参与了该公司的增资扩股，才形成了他目前在该公司的地位。那么，我们接下来需要提出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徐家汇商城要把职工股转让出去？

在中国股市早期的上市公司中，都设立了职工股，由企业内部职工按公开发行定价自愿认购，目的在于让企业职工分享企业上市所带来的成果。徐家汇商城的职工股正是因此而来。但是，当新股成为一棵“摇钱树”的时候，权力之手很快便伸向了本来应该由企业内部职工认购的这部分股份，以致大量职工股流向社会，成为权力拥有者的一块肥肉。而在新股发行必须通过权力审批的环境之下，一些公司为了达到上市目的，也热衷于将职工股用来作为敲开审批大门的一块砖头。上世纪90年代末爆发的大庆联谊事件和康赛事件集中地反映了在职工股上的乱象，前者向大庆、哈尔滨和北京的一些政府要员送出了将近100万股职工股，后者更是将从中央到地方大大小小的100多位官员拖下了水，其中包括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徐鹏航和国家纺织总会会长吴文英。职工股的失控终于引起了高层的震怒，1998年11月，中国证监会作出决定，停止发行职工股，并且规定，凡是有职工股的企业，必须清退以后才能上市。徐家汇商城转让职工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余秋雨也因此而成为这家公司的大股东。

在了解了这样一个过程以后，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余秋雨成为徐家汇商城的大股东，是在制度安排下出现的一种结果，在今天数以千计的上市公司中，类似的现象不计其数，余秋雨只是因为是一个名人才成为众矢之的。如果不是他来接手徐家汇商城的这部分职工股，那么，必定有张秋雨、王秋雨来担当这个角色，只要他们不是徐家汇商城的职工。事情的荒诞性也就在这里，一个终日与企业厮守、为企业成长贡献的职工，却不能持有企业的股份，而一个与企业毫无牵连的外部人，却可以拥有大量股份。很显然，如果我们只是盯着余秋雨成为亿万富翁这件看起来有点不那么公平的事不放，而忽视了在这件事背后的制度路径，那么就会将真正的问题掩盖起来。

停止发行职工股，事实上对上市公司的股东治理产生了不良的后果。无论是企业的高管还是普通职工，都只是企业的雇佣劳动者，他们为上市公司创造了财富，但他们得到的只是劳动报酬，而不是他们所创造的资本的溢利。在职工股取消后的最初几年，我国上市公司经营效益普遍下滑，虽然其间的原因很复杂，但企业劳动者与企业的分离状态显然不可忽视。一刀切地将职工股扫地出门，从表面上看堵住了官员利用职工股进行腐败的漏洞，但只要对权力出没于资本市场没有必要的监督，腐败仍然可以通过别的渠道不断地表演给我们看。在职工股消失以后，中国资本市场出现了“股权激励”这个新名词，而它很快就演变成了一种利益输送，权力可以继续轻松地从资本市场中攫取利益，只是那根管道已经不再叫职工股，而叫做股权激励，甚至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

职工股成为股市腐败的温床，这不是职工股本身的错，以剥夺职工本应享有的股东权的一刀切手段来遏制腐败，这只说明了决策失之简单。职工股的消失及其所产生的畸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扭曲。市场管理者很少考虑处于弱势地位的小股东，包括上市公司中的基层劳动者的利益。这样的股市，造就的只是权贵富豪，而不是民众的财产性收入的普遍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