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员只要愿意，无论是否公布手机号码，都能获得真实的民意。反之，如果对群众诉求漠然置之，哪怕公布了手机号码，也可能沦为摆设

为进一步严肃换届纪律，畅通反映渠道，山西省纪委、山西省委组织部近日联合公布260名各市、县（市、区）纪委书记、组织部长手机号码和电子邮箱。但记者调查发现，在公布的33部电话中，拨通率不足4成，有关官员称骚扰电话多。

既然公布了手机号码，就应该能够拨通，否则就有欺骗之嫌。从这个角度讲，公布的官员电话成为摆设，纯粹是对公众的不负责任。但是，群众诉求的解决应该依靠科学的制度机制，而不是官员的个人意志。期盼以拨打官员电话解决问题，这种动机可以理解，但也不全然靠谱。

不是说公布官员电话毫无用处。面对公共治理中的种种弊端，公众直接拨打官员电话反映，可以减少中间环节，防止信息失真。而公众对官员特别是位高权重的“一把手”电话寄予厚望，无非也是因为电话接听人集中掌握着富集的权力资源，可以高效率解决有关诉求。

然而，按照权力资源的配置，官员特别是像纪委书记、组织部长这种类型的主要负责人，主要职责并不是接听电话，而是调研和决策。如果把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接听电话，必然会对本职工作造成干扰，难怪有关官员称其为“骚扰电话”。

更何况，即便是“一把手”亲自接听电话，也并不意味着问题一定能得到圆满解决。电话中反映的情况是否真实，同样有个核查的过程。也就是说，尽管接听电话的领导同志会对有关问题记录在案并督促解决，但同样需要回到解决信访问题的正常渠道。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正常的信访渠道不被信任，而对与领导者的直接沟通充满迷信呢？

在资讯发达的信息时代，下情上达原则上已无障碍。就连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也经常浏览互联网以了解民意。地方官员只要愿意，无论是否公布手机号码，都能获得真实的民意。反之，如果对群众诉求漠然置之，哪怕公布了手机号码，也可能沦为摆设。在这种背景下，与其对官员电话抱以厚望，不如在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方面多出实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