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等媒体报道，2006年8月中旬，保定市发生了一起持枪抢劫案，警方从手机电话清单上查到了犯罪嫌疑人，2007年12月10日，嫌犯王朝被以抢劫罪判刑13年。

经过一审、二审，判决生效了，但事情并未了结。多名证人证实，案发时王朝并不在保定，而是身在150余公里之外的石家庄。就作为自然犯的抢劫案来说，只要被告人有不在现场的证据并经查实，显然就是一件铁定无罪的案子。但是控方却以一份瑕疵多多的通话清单，以及一些不完整的高速公路通行信息，论证在极端的情况下被告人具备“作案的可能性”。于是就定案了。

这样的判决显然不符合无罪推定以及疑罪从无的刑事诉讼原则。经过家人的持续申诉，出于某种尚未尽知的原因，2010年11月22日，河北高院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此案侦查阶段的主承办人，正是去年的“我爸是李刚”事件的主角之一、河北保定市北市区公安分局副局长李刚。根据王朝本人的陈述，他“遭遇了从前在历史课本中得知的种种酷刑”，第一个动手的人就是李刚。目前，王朝的案子还在等待重审，案件的是非曲直尚不明朗。但就李刚局长的作为，有细细分析的必要。

就王朝抢劫案而言，李刚与王朝素不相识，本没有构陷王的必要。我们站在李刚的角度想一想：在一个三四线城市，光天化日之下发生持枪抢劫，而且使用了枪支（据被害人陈述嫌犯朝地下开过一枪），这在强调“命案必破”、“枪案必破”的背景下，对一个分管刑侦的副局长来说，他承担着多大的压力？很自然的，根据被害人的描述，嫌犯接过三四个电话，于是查电话，重点排查，锁定王朝；再抓捕审讯，上手段逼供；最后拾遗补缺固定证据，向上面交差。交完差立了功领了赏，案子再到检察院和法院转一圈，盖上红戳子完事。

这不只是李刚一个人的思路和行为模式，它是当下中国刑侦程序的最典型流程。差不多在百分之九十的情况下，这个流程不会发生错误，但在不到百分之十的案件中，就会出现佘祥林，出现杜培武，出现聂树彬，出现呼格吉勒图，等等。如果李刚不走运，这次很可能得加上王朝。

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是这样一个原则：如果一个人被怀疑犯了案，从最不利于他的角度分析，确实可能是他干的；而从有利于他的角度分析，似乎又有种种疑点，难以支持犯罪。那么，法律规定应当采信有利于他的角度，作出无罪的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讲的结论不是警方的结论，而是司法的结论。全世界的警察都是坚持有罪推定和疑罪从有的，这是他们工作性质的要求，他们需要收集一切的可能性来帮助破案。但是警察不能羁押嫌疑人（必须由预审法官决定），不能使用逼供手段（嫌疑人享有沉默权），当然更不可能单方定案。如果我们不是只在法条中而是在司法实践中也坚持这些原则，王朝一案的审判长早就判决王朝无罪了。

李刚未必是一个好父亲，至少他对儿子负有管教不当的责任；李刚或许也不是一个好警察，他涉嫌对王朝使用不当甚至是非法的逼供手段。然而，即使王朝的案件最终被证明是个冤案，也不应仅由李刚承担全部责任。李刚背后的司法环节，才是一切的根源。同样是河北的案子，惩罚了李刚，又改变得了聂树彬的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