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情绪是社会生活的无力者证明存在的一种方式。它更加博杂，是一切社会因素和社会现象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在每一个具体社会场景中作为基本的衬色。李启铭案件中围绕李刚的各种传言，固然无一属实，其中所传达的信息却并非没有社会背景支撑。应该说，官员子弟受到袒护、权力代际传承、官员拥有巨大财富等等，都不是天方夜谭，皆可在生活中随手验证。“富二代”、“官二代”、“警察”、“局长”等关键词之所以具有影响社会情绪的能力，正在于权力与资本在社会生活中往往具有歪曲公正的力量。

李启铭案件的舆论反思，不能止于规范网络和媒体的传播行为，而应以建立社会信息互动为鹄的。不实传言因合乎社会情绪而到处播扬，而官方调查则受到劈头盖脸的抨击，显示了问题的深重。然而，在此情境下，河北官方后来干脆不作回应，以待事态自行平静，实际走上了“群情汹汹，我自逍遥”的老路。官方信息受到质疑是自然的，而受到劈头盖脸的质疑，则与人们长期难以及时从官方得到真确信息有关。官方应当持续并不厌其烦地在质疑中对社会解释、与社会互动，而不是不再回应。

李启铭案的社会信息互动过程有许多可供思考之处，但如果将思考限定于网民和媒体的话语责任，而非社会信息环境的深层问题，必然造成言路逼仄，而非“负责任的自由”，那就不是现代社会的信息生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