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把小刀本来是用来割香肠的，2009年5月16日，33岁的小贩夏俊峰用它刺死城管中队长申凯和队员张旭东。2009年11月11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夏俊峰死刑，夏不服提起上诉。最新消息传来，二审维持死刑原判。

这起悲剧放在不长却复杂的城管史中，多么熟悉——2006年北京无证摊贩崔英杰刺死海淀区城管副队长李志强一案，与此案极其相似：相同的原因，相同的情节，相同的结果，甚至连凶器都相同——都是香肠刀！不同的是，崔英杰最终被判死缓。再往前追溯，相关悲剧的情节中，不只有摊贩刺死城管队员，还有城管队员打死摊贩，甚至打死建筑公司总经理——2008年初，湖北省天门市水利建筑公司总经理魏文华，因用手机录下城管执法情景，惨遭城管队员群殴致死。

悲剧一起又一起，令人错愕而黯然，原因究竟在哪？针对夏俊峰一案，在沈阳市沈河区当了24年人大代表的中科院教授冯有为感叹，“他们都是制度的牺牲品”。这是执法者权力无限度扩张，老百姓的权利却没有得到保障的失衡下的恶果。诚哉斯言！

毋庸回避的是，当前，城管存在“一重一多”现象，一重，即承担的任务繁重，城管动不动就被推到一线，大大小小许多事情都交给城管；一大，即手中的权力多，城管到底有多少权力，又有多大自由裁量权？很难说得清。有人粗略统计，城管执法覆盖13个领域：市容、环卫、城市规划等，拥有三百多项职权，有城管队员甚至自称，只要没人管的事儿民众就会找城管。一方面是任务重，另一方面是权力大，这是城管气势汹汹、怒向摊贩的主要原因。

不少城管队员原本出身社会底层、基层，甚至也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群体。有的城管队员本来也是摊贩，但摇身一变为城管后，不多久便暴戾而傲慢起来，对昔日的摊贩吆五喝六、拳脚相加，这种“制度化生存”委实耐人寻味。

当前诸多因城管执法引发的悲剧，往往源于体制积弊。诚如学者所言，如果不能从根本上、体制上解决问题，就会有两种极端结果，城管要么暴力执法，要么不作为。而在当前语境中，惟一可行的路径就是约束城管权力，从制度上保证城管执法时“循规蹈矩”，保持克制。

犹记得，湖北天门城管打死魏文华事件发生后，坊间情绪激烈。有网民追问：孙志刚死了，用生命让我们反思了城市收容制度；魏文华死了，用鲜血让我们拷问着城管制度。相关制度不能变革，类似魏文华案、夏俊峰案的悲剧，还会在公众视线内一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