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质检总局就修订的《食品召回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征集民意。征求意见稿明确指出，食品生产企业对其生产的食品安全负责，切实履行召回义务，不得将召回产品重新用于食品生产和销售。

召回无须评估听证、不再实施分级制度、不提“换货”说法、不准重新利用……“补丁版”之《食品召回管理规定》删繁就简、去伪存真，字里行间可以解读出管理层对不安全食品召回采取的原则：从简、从快、从重。

既然修残补阙，公众自然希望新版“规定”足以扬长避短。从2007年版《食品召回管理规定》的45条到修订意见稿的27条，砍削足有2/5之多。其中“分级召回”被删除，“责令召回”被淡化，不知何故，值得商榷。“分级召回”意味着对食品安全问题区别管理，根据不同风险级别，采取不同处理方法，符合实事求是原则，也是国际间的通用做法。“一刀切”看似严厉，实则未必，过犹不及直接导致执行难，最终影响召回效果。

2007年版《食品召回管理规定》第三章，规定召回分企业的“主动召回”与行政部门的“责令召回”。而修订意见稿似乎淡化了“责令召回”，更多强调了企业责任，如第十条规定，“食品生产企业发现其生产的食品属于不安全食品的，应当立即停止生产，并在3日内向地方质量监督部门提交食品召回计划……”监管部门更多处于被动行政状态，“组织”、“协调”召回。

这是否可以理解为，食品召回的责任被推回给生产企业，而淡化了行政主动介入？如果是这样，无疑令人遗憾。食品安全风险披露也是一个利益博弈、轻重取舍的过程，假如社会已经形成这样一种机制：企业面对食品安全问题必须及时、如实向社会公开，向监管部门报告，主动要求召回，尽最大可能降低风险、挽回信誉、降低损失，而故意隐瞒将受到社会谴责、政府惩罚甚至法律制裁，小则产品、企业的声誉、利益受损，大至企业倒闭、责任人被法办。有这种前提，企业主动召回是可靠的，否则堪忧。

某些食品生产企业，生产者从来不敢食用自己的产品（譬如上海“染色馒头”），对他人生命如此漠视，这些人别说“道德血液”，连基本的人性都被狗叼走了，和他们谈什么“食品召回”，岂非对牛弹琴？别以为小企业召回难，大企业也未必老实。从仅有的几次食品召回——2008年的三鹿奶粉、“大白兔”召回到今年的“染色馒头”召回，有哪一次召回是企业主动发起？“公众报料—媒体曝光—行政介入—被迫召回”几成定式。如此严峻的现实情势下，把食品召回责任更多交给生产企业，怎么叫人放心得下呢。

许多西方国家，政府对市场采取自由主义，而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完全是另一番景象。譬如加拿大，仅就启动召回程序而言，除企业主动之外，公共卫生官员的报告、消费者投诉、国际报告、食品检验局的常规调查等都可以触动开关。其后的调查、决策、响应和跟进，环环相扣，处处可见政府强有力干预的踪影。加拿大每年要发布约350个食品召回令，足见监管效率。

被食品安全事故闹得食不甘味、对食品生产者失望的公众，更希望强化监管者责任，变被动为主动，从坐等事故上门到主动出击，多些责任担当，多些积极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