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地方政府要么在教育、卫生、养老等领域严重欠账，要么挖空心思广辟财源，房地产成了地方财政收入的重头戏，无怪乎过去十年间中国三度房地产调控都是无功而返。与此同时，地方把本应纳入政府预算的地方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放在预算外。既然《预算法》完全排除了地方财政赤字的合法性，那么通过平台进行债务性融资来弥补“隐形赤字”就成为了地方财政的普遍模式。

由此可见，地方融资平台在现行财政体制下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但是，地方融资平台的急剧蔓延，使公共财政更不透明，政府支出更加缺乏问责制。大量政府投资项目上马没有相应的监督与制衡，除了滋生腐败与低效，还将显著增加地方财政过度杠杆化与负债率过高的风险。如果按国际通用口径计入地方政府举债，中国政府债务余额占GDP比重将上升到70％，已在警戒线水平之上。

如果对不断积累扩大的财政问题迟迟按兵不动，那么财政体制稳健性将不断减弱，投资者和公众的信心将下降，威胁经济持续增长并动摇中国社会与政治稳定的基础。现在中国的社会与经济结构和国际环境都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启动新一轮财政体制改革已有必要，且条件已具备。中国不应错过改革的有利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