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市副市长的困境还展现了网络社会里的另一个特征，即平等化，或曰去权威化。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官员还是企业家，或是明星、专家，你在“真实世界”中的权威并不自动全部带入网络社会，而必须通过真诚的沟通、有理有据地表达来重构自己的权威。官员进驻诸如微博这样的网络社会，尤其需要谦和、礼貌，趾高气扬的下场多为无数“拍砖”。

此外，网络社会里也复制了现实社会里的道德和情绪，并且凝聚成一些“网络道德”、“网络共识”。且不去判别这些“网络道德”是否足够道德，但“网络道德”的力量却不容小觑，无论是红十字会还是故宫，当你发生违背“网络道德”的事件时，你就得经受网民们的质疑和考问。这种考问体现了巨大议程设定能力，所导致的结果常常是天南地北的人们基于网络里的道德、共识，开始针对同一目标汇聚知识、时间、金钱、热情等，通过“人肉搜索”或者其他曝光行为形成一场类似“网络监督”的运动。

网络社会的特征难以详尽，但可以确信的是，“真实世界”正在不断地加速网络化，我们所迎接的将是一个网络规则越发适用的时代。而面对这个全新的时代，官员必须做出及时、深刻的反思与应对，如果依然遵循现行官僚体系中的那一套行事法则行走网络，会遭遇未能预料的舆论风暴，就这一点而言，在当下能够率先看到网络社会特征的官员就显得十分难能可贵。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诸如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蔡奇等官员在这几年纷纷开始提倡“网络问政”，鼓励通过开通网络信访平台，开设官方微博等方式，实现官民在网上的及时互动。这对于消弭社会矛盾，消除民众戾气都起到了一定作用。不过，制度建设固然必需，官员本身的观念变革也同样重要。只有官员自身更加积极地应对不断崛起的网络社会，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才有可能尽早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