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用油限价令到期，从7月10日开始，鲁花花生油率先小幅提价5%，并取消所有促销活动，市面风言四起，食用油涨价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中国经济时报》2011年7月12日）

撇开国家限价令本身来看，以往这个季节（6至8月份），往往是农副产品的淡季，按照市场规律食用油需求会下降；其次，从国家粮食局近期对全国油脂储备情况的调查看，储备量是充足的，且与油脂市场密切相关的粮食市场一直都保持了相对的稳定，食用油市场应该安静；更为关键的是，竞争激烈的国际食用油市场价格呈总体下降趋势。为什么独独国内食用油市场一反常态，呈逆势上涨？

据有关部门7月9日公布的数据，6月CPI已达6、4%，其中猪肉价格上涨57、1%，油脂价格1至5月份上涨了13、1%。为了应付无休无止的外来输出型通胀，欧洲央行自四月起连续两次加息，国家有关部门更是动用行政手段，严密设防。

但实在有点奇怪，一边是政府严禁食用油涨价的禁令连续发布，一再展期；另一边却是食用油企业利用减量、缩小包装等变相手段让食用油价格潜滋暗长。本轮食用油非理性上涨至少暴露出两个严酷的现实：一是地方政府以及政府相关部门对食用油限价令的执行、督促力度不够；二是市场监管部门监管手段落后、软弱，打蛇总是没打到七寸上，让一些投机商人钻了空子。

其实，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国内游资沆瀣一气多次在国内爆炒农产品价格，给稳定、和谐的民众生活带来了很多不安静因素。除了银行、证券等金融监管漏洞频发导致热钱泛滥，投资盲目跟风，承担市场监管功能的某些政府部门麻木不仁之外，农村耕地大面积抛荒农产品种植减少是主要因素。

从国际、国内种种不正常情形综合分析，中国农产品频繁的非理性涨跌，不止是一个经济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问题。它关系到国家的安全、社会的稳定。某些市场黑手，往往通过农产品生产、流通或者市场管理环节的漏洞上下其手，实现其政治目的。近几年农村耕地大量抛荒就是经常被利用的一个软肋。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几家著名的油脂企业采访时了解到，“现在大豆原料的成本已经超过4000元/吨”，按现行的食用油限价令，“加工企业每加工一吨大豆，平均要亏损100—400元。”主要是国内大豆种植面积继前几年持续减少之后，今年又减少30%左右。这些变化既可以直接导致食用油价格上涨，还可以通过连锁效应，造成整个市场体系的震荡。

政府手段干预市场是一道铁闸，固然可以有效制止投机炒作，但长期的价格稳定、价格安全必须建立在自给自足或者最低限度确保供给的前提上。而要做到这一点，解决农村土地抛荒问题是重中之重，急中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