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助人行为保护条例》中，，我认为最为核心的问题，到底怎么样来认定“助人者”还是“撞人者”？如果有很明显地证据证明搀扶的人是“助人者”，那自然没有话可说，搀扶他人的助人者很快就能摆脱被诬陷的困扰，就像南通驾驶员殷红彬、广州公民阿华一样，他们依靠摄像头证明了他们是做好事。问题在于，许多搀扶他人做好事的公民，并不能拿出足够的证据，或者他们的证据与跌倒的人提供的证据各执一词，如果按照“彭宇案”、“许云鹤案”的逻辑，他们极可能被判赔偿责任。

我认为，《助人行为保护条例》能起到的最有意义的探索，或者能扭转风气的作用在于，就是要规定对搀扶者作更有利的认定，在有一定证据的前提下，认定他们是“助人者”，从而对他们提供帮助和奖励。《助人行为保护条例》作为地方性法规，无法改变现行法律规定和法院相关的举证规则，但是，可以在其他方面为搀扶者提供有利认定。比如，搀扶者只要有合理的理由，或者有一定证据证明自己是“助人者”或者没有足够的证据认定他是撞人者，有关方面就可以免费提供律师帮助其打官司，并帮助其承担打官司的费用，并法院判其败诉时，有关方面帮助其承担赔偿款项，甚至还给予他奖励。如此，才能解除那些做好事的人后顾之忧，你不用担心你做好事被诬陷、证据不足，你放心做好事，剩下的，则由相关的组织帮助你解决，而且还要奖励你的行为。相反的是，如果仅仅是规定对助人者奖励、助人者免责等条款，助人者还是要举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是助人，否则什么奖励与免责对他都是浮云，那人们做好事前，还是必须掂量掂量有没有足够证据证明自己是在做好事，否则他宁愿选择不做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