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章救妻”与“拉古迪亚礼帽”

5年前下岗工人廖某的妻子患尿毒症，透析仅半年后，廖某已花光了所有积蓄。为了让妻子活下去，廖某找人刻了医院公章，并用这个假公章到医院给妻子做了将近4年的“免费”透析治疗，骗取医院治疗费17万余元。7月11日，廖某因诈骗罪受审。廖某称愿意卖房退赔。检方建议判处其有期徒刑3到10年。（《京华时报》7月12日）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廖某对妻子不离不弃，不惜犯罪来救妻，令人动容。“我没什么可辩护的，我承认我犯了错误”，勇于担当的品质让人感慨。他愿意退赔，但肯定法官能给他时间，因为他必须卖房，而他住的是小产权房，不好卖，让人分外心痛。一个社会需要秩序，法律的权威在于执行，虽然我对廖某充满了敬意和同情，但我依然支持法官依法判处廖某的相应刑罚。但问题是，廖某坐牢去了，他患尿毒症的妻子怎么办？他把小产权房卖了退赔，生病的妻子和孩子又将身居何处？

关于情与法的关系，胡适先生曾有经典的论述：“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空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反之，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对此最好的践行者，就是1935年时任美国纽约市长的拉古迪亚。

一天，拉古迪亚市长在法庭旁听了一桩面包偷窃案的庭审。被指控的是一位老太太，当法官问她是否认罪时，她说：“我那两个小孙子饿了两天了，这面包是用来喂养他们的。”法官秉公执法地裁决：“你是选择10美元罚款，还是10天拘役？”无奈的老太太只得“选择”拘役，因为要是拿得出10美元，何至于去偷几美分的面包呢？

审判刚结束，在人们还没散去的时候，拉古迪亚市长从旁听席上站起，脱下自己的礼帽，往里面放进10美元，然后向在场的人大声说：“现在，请各位每人交50美分的罚金，这是为我们的冷漠所支付的费用，以惩戒我们这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区。”大家听了神情肃然，每个人都默默地往拉古迪亚的礼帽中放入50美分。

和“诈骗救妻”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2008年11月30日的《羊城晚报》报道，44岁的河南确山人张伟，因身患疾病，在广州萝岗无故滋事，目的是想进监狱“享受免费医疗”。2007年11月28日河南电视台报道，一位满头白发饱经风霜的老太婆，为了生计，偷了货场小半蛇皮袋的铁，被铐在大街一条马路边的树上，一有行人路过，害羞的她把头低得几乎贴近地面。2008年5月31日的《京华时报》报道，一对年轻夫妇早产了双胞胎，找朋友东拼西凑的医疗费用完后，走投无路，将双胞胎遗弃在山坡的路边，结果导致双胞胎致死……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生存对一部分人来说，已经是遥远的事情；然而，对少数人来说，依然是一个沉重的现实。是的，为了生存，也没有偷窃犯罪的权利。但是，无论是谁，他都有不被抛弃、免于贫困的权利。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我们的社会救助制度还存在很大缺陷，我们一时还无法完全消灭贫穷，解决生存问题。但是，我们的政府和社会是否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呢？是否给了他们足够的希望呢？

作为一个社会个体，看到廖某“诈骗救妻”的新闻，却没有看到“拉古迪亚礼帽”，这太令人遗憾了。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社会对穷人的态度。对待“诈骗救妻”这样的悲情新闻，我越发神往“拉古迪亚礼帽”，因为那顶帽子里不仅盛着人们捐助的钱，更盛着人们最大的善意，盛着一个执政者最诚挚的忏悔，盛着一个全社会最美好的期盼。廖某“诈骗救妻”，我们的“拉古迪亚礼帽”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