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室”里的公示意义有限

7月16日，江苏省淮安市正式出台文件，决定自2012年8月1日起，对淮安市、县两级拟提拔乡（科）级以上干部全部实行财产申报公示，但公示内容暂不对公众公开，只在内网公示。（7月17日《北京晨报》）

在全国范围内的官员财产公示陷入一种僵局的情况下，淮安市拟对部分干部实行财产申报公示，不无示范意义。文件中“公示《拟提拔干部财产申报公示表》与干部任前公示同步进行”等，都算是有力的配套措施。

但从财产公示的初衷来看，这些措施依然进步有限——因为它只要求官员财产在内网公示。其局限性显而易见：一方面，内部公开会遇到各种壁垒，部门利益、人情关系都可能形成对监督的掣肘；另一方面，由于公示不能保证外部监督的介入，也就可能放大申报环节上的“缩水”。

或许正因为上述漏洞可消解公示的阻力，一些地区的官员财产公示，往往不同程度地存在淮安模式的影子。如山西此前的国企领导财产公示，就只限于向职工公示；还有些地区的财产公示处于“领导干部自纠自查情况登记”状态。不可否认，官员财产公示需要一个过程，但从并不鲜见的各种“有限度的公开”来看，仍需矫正几个关键观念。

眼下的“对内公开”，大多基于一种局部公示的需要。通过局部公开拓展为全面公开的策略，想法虽好，但更多的经验，如一些地区对财产公示“零投诉零异议”的现象表明，在申报阶段如果没有外部监督的参与，就很有可能伤害公众的监督积极性。所以说，局部公开是否是全面公开的预热，还有待商榷。事实上，“局部公开”可走几个步骤：从程度上的局部，到地域范围的局部，循序而进。

另一个阻力则是，迫使一些地区因认识误区而“另辟蹊径”，将财产公示视为一项惩戒性措施。而实际上，从国外的官员财产公示经验来看，其主要功能是起到约束官员、预防腐败的作用，惩戒并非必然后果。一些学者建议给问题官员一定过渡期，就是这种正确认知下的针对性安排，都可视为减少改革阻力的技术路径。

有限度的非真正公开的“受欢迎”，恰恰提示了官员财产公示的阻力所在。由此出发，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但凡可以减少阻力或阵痛的技术、程序都可以归纳到推进公示的对策之中，毕竟，有时改革就是妥协的艺术。但任何策略都需围绕公示的生命线——满足全体公众的监督和知情权。唯有此，局部的公示才能拓展为真正的全面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