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大学校长的“三句半”

同一天，三大名校校长的新闻颇吸引人，一是北大校长周其凤写新歌《妈妈的油茶果》给母亲，由宋祖英演唱；二是在第八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大学校长论坛”上，浙江大学杨卫校长竟一直在用笔记本电脑玩牌；三是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直言“大学过于功利，大学校长过于功利，对社会将是个祸害”，引得共鸣。

三大校长的新闻，发生在同一天，都成了重要社会新闻，这与中国大学校长的特殊身份有关：一是北大浙大复旦都是副部级高校，校长是副部级官员，属于政治家；二是往往只要担任了大学校长，在中国又会给他一顶“教育家”的帽子；三是中国的大学校长都是学而优则仕，是“名副其实”的专家。另外，大学作为社会的风向标，作为社会精英和公众人物的大学校长，其一言一行的意义早已远远超越了大学象牙塔的范围，受社会关注也就十分正常了。

很有意思，三大校长同一天的新闻，代表了不同的取向：北大校长天然具有“娱乐”取向，从“化学歌”到“下跪为母祝寿”到“为母作歌”，“炒作”的水平绝不下于任何一位一线娱乐明星；浙大校长会议上玩牌，这是目前“文山会海”下的官员众身相的一个特写，一是说明“文山会海”本身是会风出问题的关键所在，而是说明副部级高官也不能免俗；复旦校长则是反思教育的功利，特别是大学的功利，忧国忧民。不同的取向，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国的大学校长是在不堪重任，他们需要承担的角色太多，职业化不够。

由此我想到了一则曾引起广泛热议的谣言，说曾任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批评中国的大学，“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他们的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而校长的退休，与官员的退休完全一样，他们必须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权势为子女谋好出路。”“中国这一代教育者不值得尊重，尤其是一些知名的教授。” ……虽然后来耶鲁大学专门对此进行了澄清。但看到今天三所大学校长的同台表演，又觉得这则谣言颇有道理。

在中国，大学校长作为官员，身份具有超稳定性，形象具有神圣性，他的一言一行，不仅代表着他自己，也代表着他所领导的学校。而国外的大学校长则不一样，由于实施“教授治校”，校长由选聘委员会负责遴选，选出之后对学校“董事会”或者“理事会”负责，在校长任期内他的主要角色就是职业经理人，核心职能是为学校发展筹集足够的资源并需要把资源配置到优先考虑的战略性问题上，保证战略重点，塑造和维护大学的核心竞争力。更主要的是，在国外，校长的角色单一，已经从教师职业中独立出来成为一种特定职业，有着特定的职业资格、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他们的言论自由、私密圈子都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绩效还要考核，所以国外大学校长就没有中国大学校长这么多新闻了。

相反，我国大学校长的新闻遍地，北大浙大复旦三校长同一天的劲爆新闻，复旦校长作了深刻总结：“大学过于功利，大学校长过于功利，对社会将是个祸害”。我们现在提倡大学去行政化，提倡教育家办学，什么时候我们的大学校长也像国外一样，安静下来了，不要整天面对记者，不要整天忙于参加会议，不要整天忙于讲话，不要整天申报课题……潜心去经营学校，多做少说，战战兢兢最多做两个任期，把那些要奉献给新闻媒体的话语，留给校史、教育史和历史去评价，我们的大学也许就有希望了，那些大学校长们也就值得尊敬了。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完善大学校长选拔制度。亲爱的大学校长们，你们是否也应该顺应时势，加强自身的修炼，主动承担起时代和社会赋予的神圣使命，职业一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