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贩服毒”须为底层补上法律课

8月7日，湖南鱼贩王培军喝农药自杀。此前，他与一辆三轮车发生刮擦事故，三轮车主跳车时致一名83岁老太摔倒。王培军扶起老人，将其送到医院检查，当时老太身体无恙。王培军妻子称之后他们被老太家属反复索赔，金额由数千元升至20万。但老太家属否认索赔20万。（8月10日《华西都市报》）

看起来，又是一幕“农户与蛇”一般的悲剧，鱼贩王培军，扶起本不是自己撞的老人，继而带到医院检查，付清医药费。本以为事情会了结，可“检查没事”的老人居然“肋骨断了五根”，王培军先后两次支付了上万元，但却不得不面对“不给20万就要他命”的威胁，无奈之下，他选择了服毒自尽。

事情真相，至今扑朔迷离。被撞老太家属否认索要20万，而老太的医疗花费也就3000多元，可以说，王培军即便是“肇事者”，也已承担了足够的责任；更何况，他还是间接责任人。

无底洞般的索赔要求，最终将鱼贩王培军压垮。他的服毒自尽，无需过度的渲染。相形之下，我更有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作为一名底层劳动者，因缺乏足够的法律意识和抗争想法，最终掉进被人设计的“套”里面，令人扼腕叹息，亦叫人警醒与反思。

必须承认，无论被撞老太到底伤得多严重，哪怕真是王培军所为，她也可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权，在法律的评判下，二者的责任划分也能更清楚。王培军也一样，完全可诉诸于法，讨个公道。遗憾的是，底层法律常识的匮乏，使得王培军一次次“妥协”，以至于走向绝望之境。与其说巨大的赔偿负担压垮了王培军，不如说，它肇因于循法逻辑在底层的稀缺。

这样的悲剧无情地上演，跟底层劳动者的维权能力有关，也牵涉到涉事部门的失职。在寻求派出所调解后，派出所理应先弄清真相，而不是和稀泥。可经过派出所调解，王培军先后付出一万多元的代价，可得到的不是“结束”而是漫天要价式的“索赔要求”。民警本应提醒王培军拿起法律武器维权，而不是和这勒索式的索赔纠缠下去。悲催的是，这种追求底线共识与公平的方式，民警居然没有“友情提示”。

试想，假如王培军用法律武器来维权，权责明晰，不必担心赔偿上的“不断涨高”。可以说，这本是一场完全可避免的“悲剧”，只要底层人们的法律信仰够“丰满”。可惜，因为法律课的空白，悲剧消弭也只能系于“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