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被精神病”：法理进步需增量

8月27日，精神卫生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二次审议。二审稿做出多项修改：明确鉴定性质为医学鉴定，而非司法鉴定；删除了“不住院不利于其治疗”作为非自愿住院的实体条件；删除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提请复诊、鉴定权。

一边是“被精神病”乱象频发，已成法治阵痛；一边是精神病患者因监护乏力，生活难以自理，动辄伤及无辜。如何拿捏好立法分寸，兼顾“精神病诊断无误”与“收治合理”，无疑是精神卫生立法中的难题。

时隔一年后，精神卫生法草案作了修改：二审稿中，明确精神病障鉴定为医学鉴定；删除了“强制住院”的条款。较之于一审稿，其进步显而易见。它既强调了精神病鉴定向“医学甄别本位”回归，让鉴定主体明晰化，并尽量与权力因素隔离；同时也保障了“患者”的权益，譬如说，确认患者的“拒绝住院权”，就是立法突破，有利于限制医院“独家裁量权”，规避对患者的意志裹挟。

从立法设计上看，二审稿的补缺意图一目了然。对“患者”权利的扩充与保障，能为权利保护筑起屏障，压缩权力膨胀的空间。在规则的明确性和可操作性上，也有了提升。这对防止“被精神病”而言，不乏纠偏效用。

不过，二审稿对既有沉疴的突破并不彻底，其“短板”依旧存在：疑似精神病患者的近亲属可将其送去诊断，在家庭结构复杂化、矛盾内生的语境下，未免会有滥用亲属送治权的风险，“患者”本身易被默认为无行为能力人；而医院治疗，仍以医疗机构诊断作为依据，医学判断成了不二标准，而“伦理法律讨论机制”却在缺位。

在现实中，近亲属和作为“终端”的医疗机构，是“被精神病”的两大直接推手。可在草案里，对二者的限定却存在缺失。“被精神病”，终究是社会病：利益争夺、医德失落、权力打击报复等，都可能给正常人设套，给他们扣上“精神病”的帽子，以此钳制、架空他们的人身自由和基本权利。

因而，立法填缺至少当从几方面着手：首先，“被精神病”不能单纯归咎为收治程序漏洞，还有某些人的价值坍塌——为了利益攫夺，不惜以“欲加之病”为手段，对此，着眼长远的伦理修复应被提上议程；再者，精神病鉴定中，第三方裁定和“疑似病人”的申述几乎失声，可参照刑事诉讼中“口供补强”的规则，听取多方说法，避免偏听，也注重实据；还有，即便医院具备鉴定资质，也难免“错诊”，对其问责当从严，并在医疗机构和外在权力渗透之间筑起“间隔层”。

当然，杜绝“被精神病”乱象，终究难毕其功于一役。在循序渐进中推动变革，在现实践履中不断完善，也是在“积跬步”：精神病收治留下痼疾，就昭示着拆除利益藩篱有难度；而执行疏漏，也要在“探路”中去弥补。

立法矫枉，让消减“被精神病”有了第一道工序；若要消弭，还需法治践行的纵深化。这意味着，消除积弊，呼唤法理补缺的增量，在聚沙成塔式的进步中，助推法治的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