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天价烟”是系统工程

不是为满足普通消费者的需求，而是瞄准了礼品和公款消费市场——正是因为这样的特质，“天价烟”一直饱受非议。近年来，“天价烟”成了腐败案件的“孪生兄弟”，部分官员因此落马，使得“天价烟”更是成为了众矢之的。在这样的背景下，长沙市全城禁售“天价烟”的举措，赢来了一些叫好之声。不过，对于抑制腐败、公款消费以及遏制奢靡之风来说，与其采取禁售“天价烟”这样扬汤止沸的办法，不如出台釜底抽薪的措施。(法制日报9月13日)

对于简单禁售“天价烟”能够抑制腐败、公款消费以及遏制奢靡之风，可以说是一个想当然的想法，从根本上说不会有多少效果。多地禁售效果不彰、不招群众待见，还惹来公众非议便是明证。

众所周知，一城一地的“天价烟”禁售，对于真正有高档烟需求的群体来说，只是减少了购货渠道、增加了购货难度和成本而已。因为在没有全面断货和现代商业购销渠道越来越多样化、快速化、便捷化的时代，如长沙禁售“天价烟”，可以到湘潭市购买，重庆市禁售“天价烟”，可以到成都去买……而且，即使对于禁售城市而言，高档烟只是“禁售”而非天然的“禁流通”和“禁消费”。因此，从外地“带回来”、“捎回来”、“购回来”的高档烟、“天价烟”并不在被强制管理范围，不论民间消费和官场消费实质上亦因此不会受到多大影响。

而且，从法理上讲，也并没有那一条法律法规和规章禁止高档烟、“天价烟”在某一地一市以及特定消费群体的流通和消费。因此，对于在消费市场上本来就占有“天然优势”并具有巨大能量和能力的官场消费、公家消费和高端消费，指望片面禁售“天价烟”就能抑制腐败、公款消费以及遏制奢靡之风，无异于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而这些消费群体的消费在某种程度上却恰恰反映、引领和影响着抑制腐败、公款消费以及遏制奢靡之风的水平和效果

当然，这不是说，禁售“天价烟”对抑制腐败、公款消费以及遏制奢靡之风毫无用处和益处。而是说，禁售“天价烟”应该是一个全国性的行动，是一个系统、全面的工程，方能达到预期的治理效果。很显然，“天价烟”禁售，既然能够在某一地或多地执行，也必然有在更大范围内甚至全国范围内不分城市乡村、中部西部、发达还是落后地区执行的可能和理由，而且事实也证明这样行事的必要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心，纵横联合互动，达到综合治理的效果。同时，还可以通过制定严苛的公务招待规定，规范公务招待用烟。如规定不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国有企事业单位，不管是在本地还是在外地，一律不得通过购买、捎带等手段获得高档“天价烟”，也不论是工作内工作外，还是在本地外地、本单位外单位、上山还是下乡，只要是公家人，也一律不准消费“天价烟”等，遏制“公务天价烟”的泛滥和流行。甚至，还可以设置一些具体的、严格的生产高档烟、“天价烟”的准入条件，遏制一些烟草企业随便采取一些工艺，起一些名称，就生产名目繁多的“天价烟”，让“天价烟”泛滥成灾。

有消费又有供给，想不让“天价烟”流行都不行。反过来，充足的“天价烟”供给又会刺激“天价烟”消费，与社会风气、公务廉政而要都可能是负面作用。因此，遏制“天价烟”，从“天价烟”的供应量上做文章不失为一个治本之策。当然，如果再配合上全面明细的“三公公开”，相信遏制“天价烟”的治理效果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