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治表也要治里

制度的设计者对实践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虽有预见，却无方案。“没法杜绝”“无奈之举”透露出“懒政思维”。

车窗内的随手一抛，重则可能夺人性命，轻则也有损城市形象。多年来，武汉市一直想对车窗抛物不文明行为进行整治，但苦于“取证难”“处罚难”而一直没有实施。车窗抛物作为一个瞬间动作，取证难度大，单纯地依靠行政执法部门的资源和力量，不仅行政成本高，而且不现实。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武汉市城管局一个名为《关于对车辆抛物不文明行为举报奖励的实施细则》出台亮相，迅即引发了舆论的目光。

新近的一则报道称，在武汉市城管局首次公布“车窗抛物”奖励政策当天，有位杨先生就因提交20次有效举报领到了2000元奖金。此后一周内，杨先生又连续用摄像机“捕获”15次“车窗抛物”。经城管局甄别和确认，杨先生的举报真实有效，遂又奖励1500元。

有网民感叹“最牛抓拍户”挣钱有方，但从过往的经验看，这样的机会并不会长久。“举报违章有奖”于武汉而言，也非第一次。事实上，早在2010年10月，武汉就成了全国继广州、深圳等城市之后，第三个开展市民举报违章有奖活动、随后又突然宣布停止的城市。

应当承认，“举报违章有奖”利弊皆存。制度的设计者对此也并非没有准备。针对媒体担忧，“对违规者处罚50元，对举报者奖励100元，会不会有人钻空子，赚取奖励与处罚之间的50元差价？”官方的回应是，“这种现象没法杜绝。”针对媒体质疑，“乘车人抛物，让开车的车主埋单受罚，那不是有点冤？”官方的回应是，“作为车主，若驾车者没有尽到提醒的义务，即使被处罚也不冤。此外，车窗抛物取证往往很难清晰地拍到抛物者面貌，所以处罚车主也是无奈之举。”

在媒体的追问之外，我们还能举出更多的政策执行问题。如拍摄者是否有作证的义务？违章者对公民提交的影像资料存有异议该如何解决？在执法日益公开的大背景下，公民的秘密拍摄如何与司机的知情权保持平衡？警方的摄像头都要公开位置，对“职业拍客”是否也应该固定位置？如果要固定“拍客”的拍摄位置，安个摄像头不是更经济、更科学？

综合看来，制度的设计者对实践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虽有预见，却无方案。“没法杜绝”“无奈之举”透露出“懒政思维”。我并不怀疑制度设计者的良好初衷，而只想提醒，新政的推行不能“锯箭疗伤”。只管出台政策，却不管政策执行中的问题，这跟那位外科医生只管露在体外的箭杆，好像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