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知义务何必纠缠“可以”还是“必须”

据报道，广汉市有一司机堪称史上“最郁闷”：违法131次，自己居然不知道，直到接到交警的电话；按照最低标准都要遭扣393分，罚款13100元。而交警也不甘示弱，给出“最具争议”回应：没有必须告知义务，但车主或驾驶员有查询车辆违法记录的义务。（1月8日《华西都市报》）

通知姗姗来迟，实在让人难以忍受。13100元罚款，咬一下牙还可以交纳；然而，被扣393分，拿什么去兑现？恐怕需要车主付出“永别驾驶室”的沉重代价。为此，车主认为交警部门未能及时尽到告知义务，导致其身陷交通违法“连环阵”，却长期浑然不觉。

然而，针对车主质疑，交警先称车主联系方式有误，无法将车辆违法记录及时告知；继而又找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的相关条款去“据理力争”，辩称法规要求“可以”做的工作，交警“可以”不做；而只有法规要求“必须”做的工作，交警才会“必须”去做。殊不知，车主也搬出了《公安部关于规范使用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的通知》的相关规定予以反驳，认为向车主尽到告知义务，是交警“应当”做的一项工作，如今交警没有尽到告知义务，显然是不“应当”的。

双方争议的焦点，最后落在了两份文件上，一份说“可以”告知，而另一份则说“应当”告知，到底谁对谁错？从表面上看，似乎这两份文件在打架，但事实上内容和方向是一致的，只是换了一个词语表述罢了。不管是“可以”告知，还是“应当”告知，抑或是交警一再强调的“必须”告知，都是一种明确肯定的说法，即法规要求“可以”告知，交警就“应当”告知，而且“必须”告知；交警以“可以”告知语气不够强硬，就放弃告知义务，显然是在强词夺理。

车主违法131次，交警才履行告知义务，从小处讲，是对相关法规进行了误读，从而导致执行有误，让工作变得消极起来；从大处讲，是工作的一种失职，也是一种典型的行政不作为。可见，因为交警不作为，未能及时尽到告知义务，导致车主背上了交通违法“重债”，理应由交警“埋单”。特别是，交警应吸取教训，端正工作态度，时刻告诫自己：向服务对象尽告知义务，不应该纠结于“可以”还是“必须”。（汪昌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