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禁酒令

对于“三令五申”之类，我一直不以为然。“令不在多，有行才灵”，“令”之需要不断重申，说明不能畅行无阻；“令”之需要不断细化，说明时有花样变新。这一条，表现得最为突出的，大约当数有关公款吃喝之“令”。

曾从朱铁志先生发表于《文汇报·笔会》的《禁酒器、限酒令及其他》一文中，获悉两个信息，其一，“新中国成立后，各种限制公款宴请（当然包括限制饮酒）的文件就已下达60多个，平均每年一个还有富余”；其二，去年“更是明确出台了公款宴请不准喝茅台的禁令”，也曾再次想到过有关“令”的话题。

我的印象还停留于“36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的阶段，没有想到如今已是60多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了，这个上涨的幅度比物价上涨还大。至于“公款吃喝不准上茅台”一条，细化倒细化了，却是不够周全。你只规定不准上茅台，那么，上五粮液行不行？如今除了国酒，洋酒也很时髦，那么，上XO行不行？上拉菲行不行？假如公款吃喝洋酒走红，恐怕会有“爱国人士”出来抱鸣不平：与其让老外发财，倒不如给茅台涨价。

朱铁志先生文章中所言的周公旦禁酒令，称之为《酒诰》，禁酒之条款是相当严厉的，“群饮”甚至还得杀头，叫作“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那效果想必是不错的。我并不赞成严厉而至于杀头，就像我不赞成朱元璋反贪之时，对贪官剥皮实草。然而，拿出一点近年来抓酒驾的劲头总是可以的，还真是一抓就灵。

以上所述，从时间上看已属过去，就现实而论又不尽然。（福建日报）

实事求是地说，春节前后，公款吃喝之风确是大有收敛，这无疑是好事，且与十八大之后整饬风纪的力度以及中央领导身体力行有关。恰如孔子所言：“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但据我所知，坊间有识之士仍有三忧：一忧由明转暗，转到“会所”之类的地方去，本来公款吃喝的，变由大款请客，吃小亏而占大便宜，人家还巴不得呢；二忧头痛医脚，明明是整饬风纪，却成了约束普通百姓，有的地方的民政部门，连以往每年都有的残疾人的年夜饭都取消了；三忧风头一过故态复萌，这样的事早有前车之鉴。

如此看来，对于未来的公款吃喝之风，依然不可掉以轻心。（福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