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不伦不类的文艺范儿

萧红的一生本就蕴含着歧义、矛盾与迷惘,而电影偏偏想要把她塑造成线条单纯的文艺“娜拉”——追求自由、张扬个性、坚持写作,时不时再添加些“床戏”、“激吻”的镜头,这文艺范儿也就有些不伦不类了。要回到真实的萧红,就不如回到朴素的、孤独的、迷惘的萧红——作为女性的萧红。她曾不止一次地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就在于我是一个女人。”她一次次试图逃离并超越女性性别带来的生存困扰,却一次次深陷其中,不可自拔。她不是父亲眼中的好女儿,也不是丈夫眼中的好妻子,她更是在母亲角色上选择了奇特的沉默。许多人不理解也不赞成她的选择:与萧军的分手,与端木蕻良的结合,舍延安而赴香港……萧红无疑是孤独的。她同时又是脆弱的,本能地在男人那里寻找着支撑,却一再失败。而写作,回归内心的写作,就成了她完成自我救赎的唯一方式。她的文字看起来从容、舒缓、漫不经心,但平静的背后包裹着大悲痛、大哀伤、大无奈。

电影《萧红》给我的最直观感受是:每一个镜头中的细节,每一个细节中的萧红似乎都是真切的,但连缀起来却不是一个完整、丰满的萧红。这让我不由想起了《时时刻刻》。同样是关于女作家的传记电影,《时时刻刻》更注重弗吉尼亚·伍尔芙精神世界的探寻与表达,所以当电影结束,伍尔芙的生命历程会在我们的记忆中渐渐模糊,但她的精神质地却清晰饱满:敏感、脆弱、优雅、有些神经质,阴郁又夹杂着明亮,单纯而包裹着繁复——伍尔芙就这样在电影中鲜明地站立着。更重要的是,影片的独特处理方式向我们暗示,一种强大的精神存在,在一个世纪的跨度里不断呼唤和寻求应答。

影片《萧红》的最后,那段诗意的话外音继续勾勒着萧红:童年、少年、青年,一生漂泊、孤独,寻找归宿而不得,最终客死他乡——这部电影在最后似乎终于触摸到了萧红的某些精神本质,但导演那略显老实而老套的电影叙事手法,却无法向观众提供更有力量的精神指向,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有那么点诗意,也注定是苍白的。

在萧红诞辰100周年的时刻,电影《萧红》讲述的这个“萧红”实在不能让人满意。

萧红的好友丁玲曾经在那篇著名散文《风雨中忆萧红》中写道:“人的灵魂假如只能拘泥于个体的偏狭之中,便只能陶醉于自我的小小成就。我们要使所有的人都能有崇高的享受,和为这享受而做出伟大牺牲。”在我看来,这评价的精当和其间的气度正可作为传记电影《萧红》的一面镜子。